血肉长城：灾难之慰安妇

　　并不是所有经历了苦难的人都愿意回忆过去，特别是那些曾经被侵华日军称为“

　　在日军铁蹄肆虐下的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虐致死；日军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没有人知道究竟还有多少幸存的“慰安妇”，当年侥幸走出魔窟的很多人，今天仍然因为那曾经不堪承受的屈辱和

苦痛而沉默不语。

　　60年后噩梦还未醒来

　　——两位有慰安妇经历的老人的讲述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作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虐致死。

　　这些背负屈辱的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保持着集体沉默，直到现在，跟勇敢站出来控诉日军罪恶的人相比，还有更大比例的慰安妇不为人知。

　　从北国寻到南疆，在海南省三亚市保亭县退休干部张应勇的帮助下，记者终于在保亭县找到两位愿意接受采访的老人。

　　“日军见到年轻女子，想抓就抓”

　　81岁的林亚金无儿无女，寄居在亲戚家里，到现在还能下地干活，一年能收获四五百斤稻谷。

　　“我是1943年被日本人抓走的，那时我们村附近就是日军的兵工厂，兵工厂附近有两个日军据点。日军见到年轻女子，想抓就抓。”

　　“我家里有父母、姐姐、弟弟共8口人。那年我19岁，村里人都说我又能干又美丽。追求我的小伙子不少，也有人来提亲，但我不愿意，打仗那个年头，太乱了。”

　　“大概是10月的一天上午，我和3个要好的姐妹谭亚细、谭亚节、符亚伦在田里割稻子，突然来了几个鬼子，老远就开始鸣空枪，我们吓得躲在田里不敢出去。鬼子太狡猾了，竟然从背后包抄，把我们都围起来了。就这样，我们被带到日本人的据点，被关在草屋里。”

　　“我们4个年纪差不多，都没有结婚。我以为日本人要杀我们，因为以前在据点附近看到过日本人杀中国劳工和外国战俘，没想到当天晚上就被强奸了……”

　　80岁的谭亚栋是父母的独女。1943年初夏，日本人强迫每家都要出人修路时，在开工的第一天谭亚栋和其他3个女孩子就被日本人带走了——“日本人说让我们以后负责舂盐，据点的日本人要我们一起出去打斑鸠，进山后，我跟着的那个日本人叫我钻进草丛中找被他打中的斑鸠。他从背后突然抱住我，就把我强奸了。我挣扎的时候，脸被抓破了，他一脚猛踩在我腰上，从此落下腰疼病，到现在腰还时常疼。”

　　“那天以后我们4个就被关进据点了，睡在茅草房里一张木板床上。白天晒盐、煮酒，给日军洗衣服、搞卫生。晚上，得随叫随到，被叫去的姑娘到指定的房子里。他们不准我们叫喊，不准反抗，否则就拖出来打。打的时候，他们让我们像牛一样趴在地上，腹部下面放把刀，刀刃朝上。所以，背上挨打的时候，我们四肢还必须用力撑着，要不然就会受伤。”

　　“日本人每天都来，少时三四个，多则八九个”

　　“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侵华战争中，日军情报部官员大雄一男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文件中如是说。

　　10天后，林亚金被带到南林据点，这里离她家不过3里路，远远的看得见村庄，却不能回家，父母也不知她的死活。

　　“在这里住的是铁皮屋，屋子有一个窗户，一张木板床。每顿饭有人从窗口塞进一个饭团，吃不饱，但是每天都从窗口伸进根水管让洗澡。日本人白天晚上都来，不分昼夜。少则一天三四个，多则一天八九个。他们进来都带着枪，个个凶神恶煞的。日本话我听不懂，他们用手比划要我怎么做，但一般都是先打我一顿耳光，然后开始强奸，就连月经期也不放过。”

　　“我每天都想跑，但外面有铁丝网，还有岗楼，日本人站得高高地监督我们，根本跑不掉。一年多后，我全身浮肿，皮肤变黄，下身有很浓的臭味。一个当伪军的本地人担保让我出去治病，说两个月后就回来。日本人本来就嫌我没用了，所以同意了。1945年的6月份，我终于走出了据点。”

　　谭亚栋回忆说：“在据点里面，我根本不知道究竟待了多长时间。偶尔白天放风的时候听人说现在几月了，才知道日期。到日本投降前我已经是小腹剧疼，下身恶臭，经常流些白的黄的东西。”

　　“跟我一起被抓的亚迈跑了，又被抓回去。日本人毒打她，还让我们三个人出去看。亚迈内伤严重，日军还不放过。日本战败后她就死了。”

　　“我们当中有一个是当时就被杀了的，她叫李亚娣，只有17岁，

　　噩梦永远难以醒来，民族不会忘记

　　林亚金逃回家，母亲见到她后抱头痛哭，说：“女儿你还活着啊。”她告诉林亚金，父亲在林亚金被抓后生病卧床不起，没多久就去世了。那三个姐妹直到日军投降才回到老家，因为没有药治，在1946年春夏间都死了。

　　林亚金说：“我的事只有母亲知道，日本人警告过我不准跟任何人提起据点里的事。母亲去世了，我还是担心别人知道，就跟弟弟离开老家，搬到了姐姐出嫁的这个村。对歌是我们黎族的习俗，1950年，我通过对歌认识了我丈夫，结婚后我才告诉他我原来被日本人强奸的事。结婚一年后，我丈夫就死了。我以后也不敢再嫁人了，怕人家知道了我的事情会打骂我。一个人也好，安静些，我认了。”

　　谭亚栋是在日本投降一年后结的婚，丈夫是同村的。谭亚栋说：“他倒插门到我家，知道我的事，但比较宽容。现在我跟五儿子一起住。现在晚上还经常会梦见日本人又来了。”

　　2005年3月18日上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坐在轮椅上的原告郭喜翠手捧另一名原告侯巧莲的遗像，离开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庭。侯巧莲没有等到诉讼判决的结果便抱憾而去。

　　见证人：

　　海南省三亚市保亭县林亚金，现年81岁，曾被逼做慰安妇近两年

　　海南省三亚市保亭县谭亚栋，现年80岁

　　收藏版

　　世界首个慰安所

　　上海“大一沙龙”的破落现状

　　被发现为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大一沙龙”慰安所，现正在周遭一片拆迁的废墟中等待拆还是不拆的命运决定。

　　125弄1、2、3号是一片相连的两层房屋，曲折错乱的院内又搭了些“违建”棚屋，这使得它显得更加破落狭促，外侧墙上爬山虎纵横缠绕。

　　7月28日中午，记者推开125弄1号的绿色铁栅门，院里被住户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76岁的何怀启正在侍弄花草，他在这里居住50年了，眼下，3幢楼住户近100家，其中1号楼里住着20多户人家。

　　即便是在夏日的正午，楼里的光线依然不好——白天进去要开灯；踏上狭窄的木质楼梯，“吱吱”作响。几家人共用一个抽水马桶，一个水电煤。何怀启说，1号楼的楼下原是日军的舞厅，大约能有60多平方米，二楼便是慰安妇的住处了。据老人介绍，“大一沙龙”有的慰安所有10间小房间。每个房间的面积约4个半榻榻米大小，约合7平方米；宽的建筑中间有走廊，两边是“慰安妇”的房间，有的房间有6个榻榻米。房门上写着编号，并钉有插“慰安妇”名字的金属牌。

　　有资料显示，“大一沙龙”是1932年开设的海军指定慰安所，由日侨近藤夫妇一直经营到1945年战争结束。日军对慰安所管理非常严格。当时执行“慰安妇”体检任务的日医麻生彻男摄下了《慰安所规定》说：入场者须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入场券的价格，下士、士官、军聘人员为2日元，军官为5日元；购买入场券者进入指定的房间，时间为30分钟。

　　“大一沙龙”这个魔窟在苟活了13年之后，终于随着日军投降彻底消失在中国土地上。“当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这里日本人像发疯似的，他们在慰安所的木屋上浇上了汽油，一把火烧掉了。被侮辱的中国女子们也流散了出去。日本和朝鲜的女子则各自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