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灾难之南京大屠杀

　　“在这个时代中，我们找不到什么更坏的东西可以超越日军的暴行。”这是南京陷落后，由欧美国家使馆设立的国际安全区负责人目睹南京大屠杀后的感叹。

　　同样遭受残害的还有更多地方的百姓，仅重庆大轰炸造成的“防空大隧道惨案”就致万人死亡。

　　机关枪整夜响起江边堆满尸体

　　11岁 她接连失去7个亲人 逃到乡下 一天之内被日寇杀死三个亲人

　　倪翠萍，1926年出生，童年那段撕心裂肺的经历，带来的是一辈子的伤残和每每无法自理时涌出来的悲怆。老人现在垂着一条胳膊，由60多岁的女儿侍奉。

　　倪翠萍原本住在南京朝天宫附近的一个小巷中。1937年，11岁的小翠萍随着爷爷奶奶等一大家子9口人躲到江东门一带的乡下。

　　1937年12月13日上午11时左右，翠萍的爸爸在水边洗菜时碰到5个日本兵，他们不由分说对着他开起枪来，爸爸的腹部、侧腰和脊背都被打中，当场死亡。妈妈闻声赶来，一把抱住爸爸，还没来得及喊出爸爸的名字，就被日本兵接连开枪打死。

　　惊恐万状的小翠萍哭着跑了出来，日本兵又对着小翠萍开了一枪，子弹打中她的左肩膀，小翠萍当即昏死在地上。等她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嘴里、身上还都在冒血，肩膀已经断了，左耳后面的头部也开始钻心地疼起来，原来，是敌人又用刺刀在她脑袋上刺了一刀。

　　为了埋葬翠萍的爸爸妈妈，爷爷强忍悲痛，请来一位邻居帮忙就地挖坑。不幸的是，这时又来了3个日本兵，这些残忍的士兵举起枪托狠命地砸向手无寸铁的老人。“不多一会儿，我可怜的爷爷就被打死了。”而那位邻居幸在会水，逃进河底闷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躲过这一劫。

　　然而噩梦还没有结束。过了大约20天左右，婶婶出屋收晾在外面的衣服，结果被正在走来的5个日本兵看到。日本兵一见女人就开始追。婶婶当时正怀着7个月的身孕，拼命地喊着救命，在山上砍柴的叔叔闻声赶来，“可日本兵几下子就把叔叔打死了。”婶婶被轮奸了，7个月的孩子流了下来，“孩子死了，她也死了。”

　　回到南京

　　一家九口 只剩下一老一小

　　10余天后，小翠萍与奶奶、姨妈和姨父回到南京市内。因为很长时间不敢出门而蓄下长长头发和胡须的姨父出门理了发，厄运再次降临。姨父在回来时遭遇到7个日本兵，日本兵一口咬定他是

　　此时，一家9口人只剩下翠萍和奶奶一老一小。因为无钱医治，翠萍肩上的枪伤烂了三年未愈，接济她的舅妈只能用老虎钳把子弹壳拽出来。几乎是在等死的小翠萍竟然活了下来。18岁那年，半残的翠萍嫁到农村，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母女俩一起生活至今。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通向纪念30万死难同胞的“哭墙”的路上，有两座与真人比例等大的铜像，其中一座的原型，便是倪翠萍老人。而脚下那条青铜路上镌有幸存者和重要证人的222双脚印中，也有一双是倪翠萍的。据说，这青铜路能保存400年。

　　受 访 者：倪翠萍

　　采访时间：2005年7月25日

　　采访地点：南京江北区倪翠萍家

　　亲手设计、建造的大桥仅通车89天

　　茅以升下令

　　炸毁钱塘江大桥

　　1934年11月11日，钱塘江大桥开工兴建。39岁的茅以升受命担任钱塘江大桥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然而，这座大桥仅仅存在了89天。

　　只有两个人知道，原方案上没有的那个桥墩上的方洞是炸桥用的

　　闻名于世的钱塘江大潮和随水流变迁的泥沙是建桥的两大难题，当时杭州人把办不到的事比作“在钱塘江上造桥”。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茅以升攻克了技术难关，工程进展顺利。“八·一三”后上海很吃紧，战火逼近了杭州。1937年9月26日，大桥下层单线铁路桥首先通车：没有鲜花与锣鼓，只有一辆运载着抗日物资及不计其数逃难的老百姓的列车缓缓地驶过大桥。实际上在茅以升造桥时，在大桥南端的第二个桥墩上，已留下了一个方洞，别人都不知道这个原来方案上没有的方洞是干什么用的，只有他和总工罗英知道：这是为了阻止敌人的进犯，准备随时炸桥用的。

　　竣工典礼，成千上万的杭州市民万没想到他们是从导火线和炸药上通过的

　　11月16日，茅以升接到南京政府的命令：如果杭州不保，就炸毁钱塘江大桥。

　　当晚，茅以升以一个桥梁工程学家严谨、精准的态度，将钱塘江大桥所有的致命点一一标示出来。整个通宵，100多根引线，从各个炸点全部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茅以升一直亲眼看到最后一根引线接好。

　　11月17日清晨，所有的炸药都已埋好。就在这时，茅以升接到浙江省政府命令：大量难民涌入杭州，渡船根本不够用，钱塘江大桥必须当天全面通车。浙江省政府此时还不知道大桥上刚刚布满了炸药。11月17日，大桥竣工典礼，当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两岸数十万群众使劲鼓掌，掌声经久不息。茅以升后来回忆说：“所有这天过桥的十多万人，以及此后每天过桥的人，人人都要在炸药上面走过，火车也同样在炸药上风驰电掣而过。开桥的第一天，桥里就先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要算是空前的了！”

　　亲自下令炸毁大桥，就像父母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孩子

　　1937年12月22日，杭州已危在旦夕，这天仍有300多辆车通过钱塘江大桥。1937年12月23日下午1点，茅以升终于接到命令：炸桥。下午5点，日军的先头部队已隐约可见，人群被强行拦阻，所有的引线都被点燃了。总长1453米、历经925个日日夜夜、耗资160万美元的钱塘江大桥，在通车的第89天被炸毁。茅以升后来对家人回忆起那天的情形说，就像是把自己刚生下的孩子掐死在摇篮里。他将建桥资料装进行囊，踏上了西去大后方的漫漫长路。

　　日本兵友永河夫在硝烟散尽后，拍下了炸毁后的钱塘江大桥。几十年后，友永河夫来到北京，将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交到了茅以升的手中。

　　大桥炸毁的这一天晚上，茅以升在书桌前写下8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这一愿望终于在1953年得以实现。

　　人们在防空洞里撕扯衣物

　　重庆防空大隧道惨案

　　抗战期间，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重庆政府挖掘了多条防空洞。大隧道是其中之一，位于市中心稍偏西的一个叫十八梯的地方。1941年6月5日晚上，日军空袭，市民仓皇涌进附近的防空工事。仅能容纳四五千人的防空洞里挤进了一万余人。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空袭长达3个小时之久，期间隧道顶上燃起了大火。由于拥挤和缺氧，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是为重庆隧道惨案。避难者成年人死亡9992人，儿童为1151人。

　　成百上千的尸体从隧道入口处，沿着台阶一路摆下来，几乎全都赤身

　　两位当事人向本报记者解释死难者衣衫不全的原因时说，人们在防空洞里最后痛苦地死去之前，因长时间缺氧，下意识撕扯自己的衣物，并且互相撕址衣物，以缓解肺脏的压力。

　　“大隧道惨案”为抗战三大惨案之一。接受采访的两位老者，即当时的两位少年，一人在隧道外，一人在隧道内，他们看到同胞们一个接一个地在自己的面前死去。

　　日军将重庆市分为8个地区，按顺序进行地毯式轰炸

　　1941年6月5日那一天，18岁的中学生张型秋在家中休息，16岁的高健文在瓷器街一家商店帮工。他们的位置相隔不远，都在重庆市区中心地带的大隧道附近。

　　1938年武汉沦陷，抗战进入对峙阶段，日军对中国的空袭转变为战略轰炸，意图“只动用空军使敌人屈服”。

　　始于1938年的重庆大轰炸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高健文和张型秋，已经分别领略了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和1940年8月20日的大轰炸，见到了好友和亲属在自己的面前死去的场景。恐怖的第三个夏天又来了。日军将重庆市区分为A至H8个地区，按顺序进行彻底的地毯式轰炸。重庆人闻听警报声就扶老携幼涌入防空洞内避难。

　　大隧道，即重庆抗战时期专供一般市民用的公共防空设施，全长2.5公里，最多可容纳6500余人。有三个出口，分别在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厅。每个出口都有木栅制成的大闸门。隧道两旁仅有木板钉成的长凳，每隔三四十米有一盏昏暗的油灯。

　　6月5日下午6时，全城突然响起空袭警报，高健文慌忙从演武厅洞口进入大隧道。而张型秋一路跑到十八梯洞口时，恐惧地看到洞门已经锁闭。他来晚了，但是又不敢离开。他安慰自己，洞口仍然相对安全。虽然一个在洞外，一个在洞内，张型秋和高健文都意识到，这一次，挤入大隧道的人有些太多了。

　　大隧道里一个年轻女性喊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高健文进洞的时候，看了一下表：晚上7点。他周围挤满了人，几乎无立锥之地，闷热异常。

　　炸弹一颗接一颗落在隧道附近，由于洞内水泄不通，新鲜空气减少，温度逐渐升高。高健文说：“大伙都不说话，都以为忍耐一会儿就过去了”。

　　晚上8点，第二批日机开始轰炸市区。炸弹落到了大隧道附近。猛烈的火焰爬上了隧道顶，烧热后灼烤着洞内，使空气更加稀薄。洞内温度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少。

　　大约在9点，洞内所有的人都大喊了起来。人们不约而同抢着向洞口涌去。大隧道闸门由里向外关闭，人潮汹涌而来，闸门反倒无法打开。

　　一直趴在十八梯洞口的张型秋看到了地狱般的一幕：躲在闸门处的人被挤压在闸门上，发出呻吟，而后面涌来的人喊着：“太难受了！”“要死人了！”避难者一个接一个倒在他的面前，嘴里吐出血沫，面色由红变成蓝色。

　　很快，洞口被人的身体完全堵死了。人潮又开始向相反的方向涌去，企图找到另一条出路。此时，三个洞口全都被堵死。高健文被挤到了一个转角处，不能动弹。情急之中，他把双手搭在周围人的肩膀上，终于站到了防空洞内的石凳上，身体上半部浮在拥挤的人群上，他觉得有人在下方死死卡住他的腿。

　　高健文伸出头努力喘气，他模糊地听到周围一片惨叫，声音渐渐小了下去。张型秋则清楚地听到里面有一个年轻女性喊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复几次，再无声息。

　　就在大隧道内一息尚存的人们挣扎之时，当晚10时许，第三批日机再次进入市区轰炸，直到当晚11时后，全城才解除警报。

　　“我们还在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你们，让你们不要忘记”

　　第二天，高健文在洞内苏醒过来时，发现左腿卡在一片尸首之中，而左脚仍然被一个已经死去的男子紧紧拽住，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他随后被救援人员抬了出来。他在担架上看到了一路的尸体和精神崩溃的家属。天亮时分，政府派人清理尸体。因为尸体太多，无处可堆，改为边清理边用卡车运走掩埋。

　　高健文左脚终身残疾。这毁掉了他的志愿，空袭前，他已经开始学骑自行车，准备参军当一名传令兵。

　　半年后，张型秋参了军。他一定要复仇。

　　张型秋说：“我们还在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你们，让你们不要忘记。”高健文说：“我一生之中最后能做的事情，就是讲这件‘尸骨如山，血水成河’的事。”

　　受 访 者：重庆大隧道惨案见证人张型秋、高健文

　　采访时间：2005年7月28日

　　采访地点：重庆市渝中区张型秋家及高健文家

　　14岁 他在翻找尸体掩埋亲人中度过

　　人们听到机关枪响了一夜

　　下关长江边、江岸上全是死尸

　　他的14岁，是在翻找尸体、掩埋亲人、挨刺遭打中度过的。伍正禧是南京大屠杀的另一位幸存者。

　　68年前，家破人亡的悲剧就发生在他现在住的楼前，玄武区丹风街几十米远处。

　　伍正禧的家人有家族群居的传统。由于日本兵侵犯南京城，祖父决定将20几口人的一大家子搬到难民区对面的新华巷62号避难。1937年12月13日那天中午，突然来了3个日本兵把伍家全都赶到巷子里，邻居们也都被赶出来。日本兵用刺刀把人群分成两拨儿，老的小的一拨儿，剩下青壮年的那拨儿给带走了。伍家有5口人被带走，其中一名妇女怀着身孕。日本兵走后，整条巷子，几十个人没了。

　　第二天，巷子里流传消息，说一些地方机关枪响了一夜。下关长江边、江岸上全是死尸。有人亲眼看见，“渊声巷范家鱼塘那里，死人像咸菜一样垒起来。”

　　想到5口人下落不明，伍正禧往那边奔去。到了塘边，他想把死人翻过来看，但发现翻不动。原来死尸的手都反绑着，一个拴一个，日本兵是把他们一排排打下水的，鱼塘里摞满了，死尸又堆到岸边。有的只剩两只脚，没有脑袋。

　　伍正禧寻到天黑，也没发现亲人的尸体，只好回家。时值冬日，脚下踩着冰碴子，咔嚓咔嚓响，长江江水已被血水染红。

　　眼睁睁看着祖父失血过多而死

　　12月17日，伍正禧与80岁的老祖母正在院子里晒棉被。伍正禧正对院门，抬头忽然看见一个日本兵。祖母背对门口，日本兵从背后一把抓住祖母肩膀，嘴里喊着：“花姑娘有没有？”老祖母吓得说不出话来。日本兵见她不答，拔出刺刀，对着祖母的手臂就是一刀，伍正禧连忙将祖母拽出了大门，托付给邻居，就在这时，家里传来连声惨呼。伍正禧拔腿回家，只见

　　为了邻家姑娘他被日寇刺成重伤，而那个姑娘上吊自杀了

　　祖父去世后，祖母带着伍正禧卖花生米、老酒和香烟度日。一天，隔壁20多岁的小张姑娘来托伍正禧买米，被一个日本兵从门外看见。“姑娘——”日本兵立即追来。

　　伍正禧拉着小张从后门跑掉，在巷子里转了几圈后，小张跑不动了。伍正禧急中生智，发现前面一家店铺门板紧闭，但可以活动，就把小张塞进去。刚合上门板，还没回过身，就被日本兵拎住头发和脖颈，一遍遍朝门板撞去。

　　再次睁开眼睛时，伍正禧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只觉得肛门处一阵剧痛，又晕过去。第二天，他终于醒来。母亲从难民区回来，守在他身边：“你醒过来了？”原来，日本兵的刺刀挑中伍正禧下裆部位，令他大小便失禁，一两个月后才能下地走动。“小张呢？”伍正禧赶紧问母亲。母亲长叹一口气，用手在脖子下比划了一下——她上吊了。

　　受 访 者：伍正禧

　　采访时间：2005年7月25日

　　采访地点：南京玄武区伍正禧家

　　收藏版

　　浙大流亡

　　竺可桢的妻儿在南迁时染病身亡

　　1937年，上海陷落，杭州告急，浙江大学搬迁迫在眉睫。一天傍晚，浙大师生从钱江码头启程去富春江上游的建德。这座1897年创建的浙江高等学堂，就这样踏上了流亡大学之路。

　　校长竺可桢顶风冒雪奔波11天，到处托人求情，才征得十多节车皮为浙大搬迁使用。一个月后，迁至距江西吉安40公里的泰和县上田村。五个月后，竺可桢在到湖南、广西去看下一步搬迁的地方时，获知夫人和儿子同时得病。他长驱千里，日夜兼程从广西火速赶回。但未能见到儿子。他的夫人见到他后说：你终于回来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随后也离他而去。他的面容一夜之间枯槁憔悴。

　　追悼会第二天，竺可桢和全校师生即启程搬往广西宜山。

　　“鸡犬不留”

　　原中央大学珍贵禽畜两年后一只不少到达重庆

　　原中央大学学生，现84岁的郑体思回忆：城破的头一天，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离开南京前，召集畜牧场的员工宣布：放弃禽畜，员工转移。

　　这些禽畜都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场长万有廷连夜发动员工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当他们带着这些一只不少的禽畜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罗家伦校长面前时，一个个衣衫褴褛。罗家伦校长忍不住感动地落下泪来。闻知此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