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同盟之飞虎队国际友人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贡献，也得到了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当时，许多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和主持正义的友好人士来到了中国，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打击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侵略者。他们不避艰险，甚至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飞越“驼峰”的生死瞬间

　　——访国内唯一健在的原飞虎队队员龙启明

　　82岁的龙启明，是国内目前唯一健在的参加过大名鼎鼎的“飞虎队”(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中国飞行员，当年共有6名中国人参加过“飞虎队”。他永远也忘不了在“飞虎队”那几百个异常惨烈而充满战斗豪情的日日夜夜。

　　1945年8月25日，龙启明和“飞虎队”队长希尔少校驾驶着一架飞机，从四川梁山起飞，降落在武汉，接受日军投降。

　　龙启明在“飞虎队”生涯中最开心的事，是执行轰炸和扫射后，从空中俯视日军阵地火光冲天、人仰马翻的场景。他用英文告诉记者：“I　hate　Japanese invaders(我恨日寇)。”他的父母正是死于日军的枪炮之下。

　　仅5小时6分钟就放单飞

　　龙启明祖籍广东顺德，从小在香港长大。19岁之前，龙启明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他的父亲龙朝杰作为香港名流、华人高级

　　然而，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香港，“东方之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记得父亲对我们兄弟说‘现在是报效国家的时候了’。”面对出国避难与回国参战的人生抉择，龙启明毅然决然来到了桂林，在同学的鼓动下，他报考了由中国航空委员会代招的飞行员。

　　“我的理想不是开运输机，我想驾驶轰炸机，把炸弹投向侵略者。”龙启明被录取后，先是前往四川

　　1943年，已经成为高级学员的龙启明被派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学习。1943年7月，由于中国战事吃紧，仅接受了4个月培训的龙启明回到昆明。在此之前，龙启明的父母在从香港逃往内地的途中被日军残忍杀害。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龙启明开始了空中战斗生涯。

　　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龙启明回国第二天就驾机升空，开始飞行历史上著名的“驼峰”航线(中国——印度空中运输任务)。

　　从1943年7月到1944年4月，龙启明在“驼峰”航线飞行了2100小时。和龙启明一同参加空军的26个人，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下8个，其中大多数阵亡于“驼峰”航线。很多战友常常早上还在与他共进早餐，晚上就听说已经“走”了。

　　“当时，我们每天要从昆明和印度间往返一次，往返一次需要6个小时。”龙启明说。由于飞机没有增压设备，升到3000米高空时机舱就寒冷彻骨并且严重缺氧，但每次飞越驼峰时，大家都紧张得汗流浃背。然而，汗水在瞬间就凝为冰霜。

　　航空队执行运输任务的飞机为C447机型，爬高只有1万英尺，要飞过喜马拉雅山就只有贴着最低的山口飞过去，由于气流变化无常，航线起伏不平，加上日军的堵截，龙启明和战友们只能选择夜间飞行。他说，最多的时候，每天会有一两架飞机掉下去。

　　一次，日军轰炸机场，龙启明被迫一直在空中盘旋躲避，最终燃油耗尽迫降。而另一次，机组刚收到基地关于日军飞机正前来拦截他们的信息，就看见前方出现几个黑点。1分钟内，日军飞机就会飞到眼前。飞机必须立即翻身钻进云层。龙启明将他多次的死里逃生解释为命运对自己的偏爱。

　　从天空看日兵被炸：痛快！

　　1944年，随着滇缅公路的打通，驼峰飞行的使命完成了。在驼峰航线飞行了2100个小时后，同年6月，龙启明等6名中国人被挑选进入了“飞虎队”，正式成为轰炸机飞行员。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

　　“没有经过那场战争的人是无法体会到那样的心情和愤慨。中国到处被日军炸得惨不忍睹、尸横遍野，到处都是残缺的房屋和街道，逃难的人哭着喊着挤在人流中声嘶力竭。太惨了，每个中国人都想赶快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龙启明的愿望尤其强烈，在得知父母惨遭不幸之后，他日思夜想的就是“杀日本兵”。

　　加入“飞虎队”不久，龙启明被派往加尔各答负责缅甸腊戍、密支那、仰光等区域的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当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战事紧张，大部分兵力集中在那里，而在原来占领的东南亚地区却少有部队。但东南亚地区却是日军粮食等军用物资的储备地，龙启明的任务就是切断日军的“后援”。

　　轰炸日军目标是一件痛快的事情。一次，龙启明驾驶飞机飞临缅甸密支那的一处日军机场，在离轰炸目标500米的空中俯冲。龙启明除掌握操纵杆外，还操纵俯冲机枪。按程序，他们首先以机枪对地面防空部队密集扫射，实施空中火力压制。俯冲机枪以每分钟1200发的速度，将长50厘米的子弹，倾泻到敌军防空阵地之上。

　　火力扫射过后，龙启明再按动信号按钮，投弹手立即扔下炸弹。炸弹爆炸后，地面一片火海，被轰炸的兵站、油库、仓库全部开花。龙启明说：“我也不知道炸死了多少日本鬼子，反正看到敌人就狠狠地打，心里只有两个字：痛快！”

　　死亡再次与他擦肩而过。他的飞机被击中过两次。一次，飞机尾部被击中，回到机场才发现机尾留下了14个弹孔。而另一次，一颗高射机枪子弹从他座椅靠垫下穿过，从下至上贯穿整个机舱，将舱顶打出一个洞。当时，这颗子弹离他的后背只有不到10厘米距离。

　　“报效国家，没什么好说的”

　　从“飞虎队”退役后，龙启明先是准备去原中国航空公司，后又被熟人拉去了原中央航空公司，此时他已经具备飞国际航线的资格。1949年5月，两航总部迁往香港，龙启明自愿留下来照看被征用的3架飞机。

　　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发动“两航起义”，深明大义的龙启明和其他100多人，带着12架飞机投奔共产党，回到京津等地。之后龙启明被安排在原西南民航局工作。两年后原西南民航局解散，龙启明又被安排到了重庆钢铁厂。

　　从此，一名“飞虎队”英雄，完全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之外。在钢铁厂乃至所有人的眼里，他只是该厂一名普通的炼钢工人。他甚至在自己的子女面前也从不提及。他说，经历过生死就什么都看淡了，“报效国家，没什么好说的”。

　　受 访 者：龙启明，国内唯一健在的飞虎队队员

　　采访时间：2005年7月30日下午1时

　　采访地点：重庆龙启明家中

　　在日军的炮火声中手术

　　——记国际友人、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白求恩

　　“75%”的承诺吸引了毛泽东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作为热爱和平的国际友人，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白求恩积极呼吁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加美援华委员会批准，他于1938年1月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1938年3月底到达延安。

　　在白求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窑洞里会见了他。毛泽东谈到中国的抗战形势后，话题转到晋察冀前线医疗救护问题，毛泽东向白求恩征询意见。白求恩肯定地说：“我觉得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到前线去抢救伤员。如果手术及时，重伤员中75%的人可以复原。”毛泽东抬起头，对这个数产生了兴趣：“这数字正确吗？”

　　“正确，75%。”白求恩兴奋地大声回答。

　　毛泽东果断地说：“就请你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

　　白求恩听了很高兴，他向毛泽东要求尽快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6月17日，白求恩到达山西省五台县，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拒绝每月一百元的津贴

　　毛泽东主席对白求恩的健康很关心，曾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拍过一封电报，指示每月给白求恩同志一百元钱，以照顾其生活之不足。白求恩收到电报的当晚就给毛主席写了回信：“……我谢绝每月百元的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一切均已供给。该款若系加拿大或美国汇给我私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买烟草及纸烟之用。”

　　艰苦的生活没有磨灭白求恩坚强的意志，一封他在前线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不计较日常生活上的艰难……深山里的徒步行军，既无取暖的炉子，又无床铺和浴室。过去的生活曾经引诱过我，但是为了我的理想，那些日子就让它一去不复返了吧。”

　　冒着敌人的子弹手术

　　当反“扫荡”战斗在河北省的摩天岭打响时，白求恩带着八路军战地医疗队，把临时手术室设在离火线七里远的孙家庄小庙里。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来，白求恩和另外几个大夫一刻不停地为伤员做手术。

　　一次，正当手术紧张进行的时候，突然，负责瞭望的哨兵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对面山上发现敌军！顿时，手术室里的气氛更紧张了，手术台边的医生们都加快了动作。战地医疗队的领导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问哨兵：“敌人有多少？”哨兵回答：“几百名。”“知道了，继续观察！”卫生部长说。

　　没过多久，哨兵又跑进来报告：“敌人正向这里接近！”部长决定让白求恩先转移。白求恩问护士：“还有多少伤员？”“10名重伤员！”一个护士回答。白求恩转身走出小庙，登上门前的山坡，他瞭望片刻后，返回手术室说：“我们还有时间，刚才我目测过了，敌人现在离我们大约10华里，他们还得翻过几个山头，才能到达这里。”“10华里？”同志们的心揪紧了。情况实在太危险了，这就是说，敌人每前进一里路，他们就得做完一个手术！白求恩拒绝了卫生部长让他转移的请求，大声喊：“把伤员抬上来，一次抬三个！”

　　三张手术台上，同时紧张地进行手术，只剩最后一个伤员了，人们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可也正是这个时候，小庙门前响起了枪声，负责保卫医疗队的警卫分队同敌人接上火了，子弹飞落在小庙周围，手术室被浓烈的硝烟吞没了……

　　在日军炮弹接二连三的爆炸声中，手术终于做完了。医疗队在警卫分队的掩护下，迅速地撤离小庙，脱离了险境。

　　遭致命感染一天仍查两百伤员

　　1939年11月1日，从前线送来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在白求恩为伤员切开伤口的时侯，手套被划破，病毒侵袭了他受伤的手指。就在白求恩遭受致命感染的第二天，他不顾头一天70华里行军的疲劳，忘却了全身的不适，检查了200多个伤员。

　　11月5日，一阵隐约的炮声从窗外传来，白求恩不顾大家的劝阻，带着越来越恶化的伤病，迎着漫天的大雪，向前线出发了。路途中，当白求恩看到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时，连声责备自己：“来迟了，来迟了！”这时，他的体温已经高达39.6度。

　　伤员源源不断地从前线送来了，白求恩强撑着要去做手术。突然，他一下子栽倒了。他吃力地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凡是有……头部、胸部和腹部受伤的伤员，一定……要叫我来做。”

　　遗言：最近两年我最愉快

　　11月10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聂荣臻司令员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护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下午3时，送白求恩去后方医院的担架到达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这里离后方医院还有18里路。

　　白求恩的病情在进一步恶化。11月11日，深夜，白求恩用颤抖的手写下他的遗言：

　　亲爱的聂司令员：

　　我今天感觉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疟疾病患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诺尔曼·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通令全军举行悲壮的哀悼。延安各界群众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写了著名文章《纪念白求恩》。白求恩创办的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所“模范医院”，也被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史沫特莱：

　　永不妥协的斗士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正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她在这年1月到达陕北，除了进行采访外，还计划写一部红军总司令朱德的传记。为此，她和朱德经常在一起交谈。

　　1937年10月她到达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五台县南茹村。可是不久，随着战局的变化，总部要向南转移，深入太行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史沫特莱这位身体瘦弱的外国妇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冒着烽烟战火，跟随着朱德的流动司令部行军。

　　史沫特莱跟随八路军在太行山区转战，前后将近3个月。她把这段战斗生活用日记体写成一本书：《中国在回击》，副标题是“一个美国妇女和八路军在一起”。这本书于1938年在美国出版后，同她30年代初写的《红色的中国》一书一样，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艾黎：

　　创造“工合”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一个人出外旅行，随时会遇上种种危险：敌机轰炸、瘟疫传染、土匪袭击……然而有一个外国人，就在这样艰险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双脚，走遍了我国西北、西南、中原、东南广大地区，把“工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工合)的种子撒在那里的土地上。这位勇敢的外国人，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还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告别了祖国，来到了中国，从此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正在欧美各国进行考察的路易·艾黎听到消息，立刻赶回上海。这时候，日本侵略军正在进攻上海，遭到了中国军民一致的抵抗。艾黎亲眼看到日本强盗的残暴，也感受到中国人民不屈的意志。他决心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一切。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宣告成立，由艾黎出任技术顾问，负责协会的组织工作。

　　在艾黎和他的中外朋友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各地的“工合”到1942年6月就发展到1590个，月产值达2400多万元。“工合”产品种类繁多，从棉毛纺织到服装、鞋帽，从日用杂货到食品加工，从文具、印刷到医药、化工，从五金、机器到采矿、交通，共有50多种。“工合”还大力争取国际援助。抗战八年中，从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募集了大量资金，仅从美国获得的捐款，就能折合成法币1.2亿元。

　　收藏版

　　飞虎队队标是“插翅飞虎”

　　“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1年7月来中国参与抗日，当时美国尚未对日宣战。

　　“飞虎队”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陈纳德1893年9月6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州。1937年7月初，陈纳德抵达中国考察空军。几天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陈纳德接受宋美龄的建议，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他还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并且亲自驾机投入战斗。迫于日本外交压力，陈纳德的活动逐渐转为非公开。

　　1941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7月和10月，200多人分两批来华。队员多半是勇敢、渴望冒险的年轻人，由于形式上并非正规军，他们的战术研究和训练反而得以自由挥洒。不久，他们在昆明初试身手，首战便对日本战机予以痛击，此后并连创击落日机的佳绩。

　　在31次空战中，志愿飞虎队员以5至20架可用的P-40型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以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名闻天下，其“飞虎队”的绰号也家喻户晓。

　　1943年，志愿航空队改为第十四航空队。至抗日战争结束，第十四航空队共击落日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