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同盟之中国远征军

　　二战期间，缅甸北部那片热带丛林里进行的那场战争，以日军的覆灭，中国远征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这是在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国外战场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缅北丛林里，曾经躺着中国远征军官兵不下6万具遗骸。

　　重伤带队穿越五道封锁线

　　戴安澜殉国前为部队指出正确的回国方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远东战场的两个亮点：东瓜(又译同古)、棠吉两仗，改变了美英联军乃至世界对中国军队的一向看法：并不是只会以人海战术打赢战争，中国人是善智骁勇会打仗的。

　　这两场战斗，均是由中国远征军的主力师，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率领完成的。

　　戴安澜，安徽省无为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被誉为“儒将风徽”。他曾勉励属下的一句话是：“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他最终以战死沙场实践了自己的信条。

　　1942年3月4日，戴安澜率师作为先头部队前往东瓜。蒋介石的用意是，第五军和第六军的大部队至少需要两三周才能全部入缅，在此之前，先头部队200师先往东瓜，构筑工事固守，牵掣日军兵力，待主力向平满纳集中后大举反攻。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他所愿，这些都是后话了。

　　要求下属一级一级立下遗嘱，准备以死报国

　　7月24日，在南京安静生活的82岁老人王楚英向记者描绘了他记忆中的戴安澜将军牺牲经过。当时，王楚英正担任驻缅英军第17师联络参谋和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队长，与戴安澜将军在缅甸相识，戴将军得知他14岁便当上“娃娃排长”，十分赏识，对他作了很多鼓励。

　　王楚英回忆，由于英军早已离城逃退，只留下戴安澜的200师孤军镇守东瓜。1942年3月20日拂晓，已接连在前两日受挫的日军以一营、4辆装甲车、4门炮，向骑兵团反扑，结果按照戴安澜所定方针，日军连遭两次伏击，被击毙200余人。从这一天起，200师便与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日军陷入连续12天的鏖战。后来在被俘获的日军官横田的阵中日记中写着：“南进以来，皇军所向披靡，敌军望风而溃，今日之战始遇劲敌重庆军200师。”

　　22日深夜，戴安澜见日军攻击更加猛烈，而我方援军仍远在数百公里以外，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他下决心与东瓜共存亡。戴安澜要求下属一级一级立下遗嘱，准备以死报国，令上级战死，下级代替。他在日记中写到：“昨夜因上令死守孤城，援军根本不至，为了恪尽职责，准备战死于同古，写遗嘱两通。”此时的他仍惦记着总结“敌之战法”，推陈出新。

　　今年77岁的戴安澜的长子念父亲当年遗嘱时不禁老泪纵横

　　遗嘱都写了些什么呢？7月28日，记者寻到上海同济大学，戴安澜的长子戴复东(现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高新建筑技术设计研究所所长)给记者指读了一段戴将军写给夫人王荷馨的家书遗嘱：“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念至此，77岁的戴复东教授禁不住失声，继而老泪纵横。

　　王楚英说，由于后援依然不到，被围孤军被迫放弃东瓜城，奉蒋介石之命撤退。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他们在日军的重重包围圈中居然巧妙逃脱，而此时日军尚且不知，依然在围攻空城。此役虽未达到固守东瓜支持反攻的任务，却实现了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狠挫敌焰的目的。王楚英评价说，该师以9000余人抗击日军两万多，歼敌4000多众，毁其坦克、装甲车近20辆，使日寇遭到自南侵以来的首次重创，也是盟军给予日军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堪称盟军中的杰出代表，当时国际舆论为之震动。

　　牺牲前为部队指出正确的回国方向

　　中英美三方本来准备在缅甸中部与日军展开大会战，由于英军一翼的败退而全线崩溃。戴安澜决定率师北上寻找第五军归建。200师6200多名官兵带着全部武装器具，穿过原始森林，渡过南渡河艰难前进。其时，日军沿途布下五道封锁线，包括3道公路、2道河流，这种行军路程，使部队很难隐蔽。前4道封锁线均艰难而成功地闯过，5月18日夜，大雨滂沱中200师正准备越过公路时，遭遇到敌人的第五道封锁线，大批日军猛烈进攻。久攻不下的戴将军亲临火线，站到山头指挥战斗。就在此时，日军的集中火力对准了他，将军身中数弹倒入草窠。官兵们立刻制作了简易担架，戴安澜负重伤而继续指挥战斗。该师终于顺利穿越封锁线。此后，由于食物和医药的缺乏，支撑了8天的戴安澜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1942年5月26日17时，当部队转移到瑞

丽江畔茅邦村时，参谋长等人请教将军：“该从何方向回国？”戴安澜要部下将他头扶起，在地图上指了指向西的路线。之后令部下给他整理一下领口,他向祖国的方向凝视片刻，随即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时年38岁。

　　后来果不出将军所料，日军早已在东面布置下大量部队准备伏击，因为我军的西行，这个精心准备的“口袋”落空了。

　　同年10月29日，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将专门授予

二战中外同盟军杰出将领的懋绩勋章(又称军团功勋章)颁发给戴安澜将军。他是第一个受此殊荣的中国军人。现在这枚勋章保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56年9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受 访 者：戴复东，戴安澜的长子

　　王楚英，原驻缅英军第17师联络参谋 和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队长

　　采访时间：2005年7月24日-7月28日

　　采访地点：南京、上海

　　中国远征军打通抗战国际化道路

　　在缅甸北部，有一片密密匝匝、浩浩渺渺的热带丛林，这片丛林中，曾经躺着不下6万具中国官兵的战骨遗骸，这在中国的抗日史上写下一个特定专用名词——中国远征军。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一天，日军第15军侵入泰国，随即在泰缅边境一些地区集结，并征集民工日夜抢筑入缅公路，其进攻缅南重镇，进而夺取仰光的战略企图显而易见。英国军队在东南亚的节节败退，不但助长了日寇气焰，且使中国的大后方暴露无遗。

　　缅甸东北与我国云南接壤，西北同印度、孟加拉国毗邻，东南和老挝、泰国交界，南部及西南分别濒临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已经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自“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的各种战略和民用物资，包括全部的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和90%的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都须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国内的各种战略物资储备最多够维持3个月。

　　此外，缅甸还控制着经安达曼海入印度洋的要冲，既是英军在马来亚作战的后方基地，又是印度的前哨，是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

　　就在这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阿迪卡亚”的首脑会议，决定设立中国战区，推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为挽狂澜于既倒，中国政府决定派兵远征缅甸。这也是盟国对日作战的共同需要。彼时，中国的抗战正处于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军事专家岳思平说，尽管如此，中国军民仍以极大的牺牲勇气和国际主义精神，动员10万精兵入缅作战，这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派出的是当时中国最为精锐的队伍，包括中国唯一的一支机械化部队。”曾任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总部联络参谋的王楚英回忆说，1942年3月20日，刚刚入缅的远征军200师就在距仰光50公里的东瓜城与日军交火，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以集束手榴弹、汽油瓶与4倍于己的日军血战，顶住了日军12天猛攻，歼敌4000多人。

　　“连日本人也承认这是南洋开战后第一次受挫。”王楚英老人骄傲地说。之后不久，远征军又在仁安羌救出了包括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000余名被围英军。

　　捷报轰动英伦三岛，英国政府为此特意给中国远征军师长孙立人将军颁发勋章。

　　在热带丛林中，10万远征军以6万人的牺牲书写了二战史上极为惨烈的一笔。他们以血肉之躯完成了远征军一个更高的意义：在打通抗战物资运输“大动脉”的同时，也打通了反法西斯的国际联盟脉络，使中国的

抗日战争从此走上了国际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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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抠”出的公路

　　对中国进行海岸封锁，切断中国可能得到的一切外援，困死中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战略之一。彼时，中国迫切需要开辟一条新的海外通路，以备万一。这条新的海外通路就选在我国西南大后方最边远的地区——云南西部，要开辟的路就是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由昆明起，向西穿越横断山脉，到达中缅边界，进入缅甸境内，全长约950公里，与仰光至缅北的公路相接。这样，国外援华物资可船运到仰光上陆，通过滇缅公路运回国内，以解燃眉之急。

　　滇缅公路于1938年初动工修建。那时我国的筑路技术力量非常薄弱，国民政府派去少量修建铁路的工程师和筑路队，可谓凤毛麟角。公路的主要建设者，只能是民工，云南省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动员了上百万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白族、傣族、景颇族等各少数民族的农民，没有工具，他们就自带工具；没有工钱，他们就不要报酬；没人管饭，他们就自带粮食；没有帐篷，他们就自搭草棚……他们就凭着锄头、铁锹、锤子、扁担、竹筐、撬杠等原始工具，凭着结满厚茧的双手，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凭着朴素的爱国热情，在技术人员指导下，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弯着腰背，不停地凿、挖、铲、砸、挑……不停用力，不顾伤痛，开山劈岭，架桥铺路，稍一不慎，就可能跌入深渊，掉进急流。有些山石很大，把石头摧裂出缝，再一点点撬开，砸开。全线200多座桥梁、几十个隧道，以那样简陋的技术，他们是如何完成的？惠通桥是一座飞跨怒江的铁索桥，也是全路的咽喉，技术难题更多，一根铁索几百米长，几百人才能抬一根，他们是如何把铁索抬到山上，又如何架到桥上的？今天的人们回想起来，还感到难以想象，而他们却把这些变成了现实。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一年内，到1938年底，就全线修成贯通了，这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筑路史上的奇迹!

　　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00多民工死于爆破、坠岩、坠江、土石塌方和疾病，平均每修　1公里就有两三个人捐躯，致伤致残的人不知还有多少!但修成公路还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要在日寇的轰炸破坏，在频繁发生塌方的情况下及时抢修，保证道路畅通，是又一半的艰巨任务。

　　果然，日军很快就封锁了我国东南沿海的所有出海口，滇缅公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从1939年初到1942年初，滇缅公路平均每日运输量约300吨，三年期间，共有22万多吨战略物资通过这条公路运入我国。

　　时人说：

　　这是一条用手抠出来的路!

　　这是一条用血肉之躯铺成的路!

　　这是我国在抗战艰苦岁月的输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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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嘉庚和南侨总会

　　抗日战争时期，世界各国各地的华侨华人，都关怀着祖国的安危，与祖国同胞同呼吸、共命运，竭尽全力支援祖国抗战。东南亚(那时称南洋)是华侨集中的地区，又是最接近祖国的地区，所以他们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的援助也来得更及时、更便捷。

　　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就于1937年8月15日在新加坡发起组织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南洋各地的华侨社团也纷纷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为了把这些分散的华侨救亡团体联合起来，拧成一股劲，更有力地支援祖国抗战，经过联系协商，来自马来亚、缅甸、爪哇、北婆罗州、苏门答腊、巴达维亚、菲律宾、越南、暹罗等地的45个华侨爱国团体的代表160多人，于1938年双十节(即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也是那时的国庆节)，在新加坡集会，宣布组成“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共推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会议发表宣言，号召1000万东南亚侨胞“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鞭自策，自勉自励，踊跃慷慨，贡献祖国”，“洗百年之奇耻，一报九世之深仇”。

　　南侨总会成立后，以爱国募捐、支援抗战为第一要务。陈嘉庚和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当场认捐400万元，陈嘉庚还表示他个人每月固定捐款2000元，直到抗战胜利。在他们的带领下，各地华侨群众也都积极捐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