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债之“千里无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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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主编荣维木

　　受 访 者：“人圈”见证人王世永(84岁)，吴景长(77岁)以及曾在“人圈”苦熬日子的张国瑞(93岁)

　　采访时间：2005年8月3日

　　采访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

　　19个“人圈”折磨死6000人

　　6年里，被日军驱赶到“人圈”里的群众达140余万人，全冀热辽区被血腥屠杀的35万人中，大部分死于“无人区”

　　辽西义勇军活跃在绥中一带

　　2005年8月3日，记者一行来到葫芦岛市绥中县。60余年前，这里是“凌青绥”抗日敌后武工队活动的地方。

　　凌青绥是抗战期间冀东区的一个联合县简称，地处关内外交通要道，是敌我必争的战争要地。

　　从“九·一八”事变之后，绥中一带就产生了辽西义勇军。

　　记者的采访车走出不远，一位穿灰衣的红脸汉子就朝我们招手，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带路人”，范家中学的教师安九振。20余年来，他用业余时间走访了当地大量的抗日战争的见证人以及义勇军战士及其后代，写成一本20万字的传记《义勇军壮歌》。

　　汽车经过40多分钟的颠簸，在安九振的指点下来到距县城百里以外的鲍庄子村，这里曾是当年“集家并村”的所在地之一。

　　当年，正由于处在山脚下的地理位置，这个村子被日军选为“集家区”。因为在对面这片号称“百里山沟”的东西走向的高山峻岭间，树木茂密，沟深水长，是打游击的好地方。为了切断老百姓同抗日游击队的接触，阻断游击队的供给，把老百姓控制起来，日军将山沟里的所有人家全部强迁集中到山外的几个村子里，其中包括鲍庄子村、邱家子村等。

　　日寇烧房子、抓劳工，山沟里20多里地没了人家

　　一提到“围子”，村民们都大略听过一些历史。也是范家中学的教师袁成奇告诉记者，“就在村口这个地方，迁来的老百姓在围子里盖了七趟房子住下来。”七趟房子自然形成七条街，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一些老人习惯性地把这里叫做“七趟街(音该)”。

　　今年84周岁的王世永老人清楚地记得当年“集家并村”时的景象。1943年春天，他居住的鲍家庄子村搞“集家”。村里原有的村民不必动地方，可是五六里地以外的跳石沟的村民却要在日军挥刀舞枪的威逼下，搬进鲍家庄子村口日军划定的“围子”里。“不搬不行啊，(伪)牌长挨户通知，限期一个月之内必须搬完，不搬的就烧你房子，还打人抓劳工。就是为了防止你通‘敌’。”“当时山沟里20多里地没人家了！”

　　从鲍家庄子村进到山沟里的跳石沟村，需要翻越3公里蜿蜒曲折的山路。住在山沟里今年已经93岁的张国瑞躺在炕头不住地咳嗽，提起当年的惨状，老人坐了起来，声调高了许多。“集家并村”后，日军开始在“集家村”外实施所谓“无住禁作地带”，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凶恶地要把那里的群众杀光、烧光、抢光，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梳篦清剿”。在清剿的沿途，日军在讨伐队伪警察的配合下，明火执仗，见房就烧，见人就杀。一时间，腥风血雨，老百姓世世代代居住的山乡被洗劫一空。他当年的家就是被日本鬼子烧掉的。现如今他住的四间瓦房是后盖的。那时由异地他乡逃荒进山的穷苦人，本已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进得山来，住窝棚，开生荒，十多年惨淡经营，总算安顿下一个可赖以生存的家。结果全家被并到鲍家庄子村后，再返回山里看时，老房子已经被烧得什么也不剩了。

　　仅19个“人圈”中就有6270多人因冻、饿、病和非人道折磨丧生

　　日军对人圈内部的统治极为残暴。今年77岁的吴景长还记得当年的邱家子村的围子是啥样。围子的墙是用石头垒成的，上头用石灰抹的顶，“有7尺来高，有三四里地长！”围子以墙垛为门，门口有人把守，四周还有碉堡炮楼，村民们出入得出证。“那‘满洲国’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看，牛马不如，说打就打，说杀就杀。”吴景长说，一次他被要求去拍照片，办理“国民手证”。结果因为没拍好，伪政权下的村公所助理员一个大棒就打过来，“幸亏我年轻灵巧，一闪身躲过去了，要不腰就得断了。”

　　围子外，敌伪武装如“行动队”、“巡防队”、“保乡团”等日日设防巡逻，还设立“检举”、“汇报”制度，常以“反日嫌疑犯”为名，滥杀无辜。土豪劣绅和汉奸特务的活动更是猖獗，对抗日家属随意迫害、侮辱，他们不让男人理发、女人梳头，夜里不许关门，任其摧残蹂躏。老百姓因为缺衣少穿，疾病蔓延，许多人在饥寒交迫中死亡。据不完全统计，仅建昌要路沟的19个“人圈”中，就有6270多人在冻、饿、疾病和其他非人道折磨中丧生。当时有歌谣唱道：“‘人圈’日子没法熬，租税重、利息高，穷人头上三把刀，借债、上吊、坐监牢。”

　　倔汉子坚持不进“人圈”

　　不过，即使在日军的高压统治下，“无人区”里也并不是无人，“人圈”里也不是铁板一块。吴景长说，当时村里的薛永义后来便在共产党游击队的宣传教育下，成为游击队的一个有力的后勤补给员。当时他已有50多岁，常常借着上山砍柴的名义，偷偷给游击队员送饼子等粮食。“那时‘通匪’是要杀头的，薛永义是冒了生命危险，再后来，他还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而周岭沟的董万功亦是个倔汉子，即使遭到日寇烧杀抢掠，他仍不肯屈服，坚持住在山里不进“人圈”。

　　研究历史的安九振说，董万功一开始也并不信任敌后抗日武工队，当时凌青绥区长李育民带领的绥中突击组为了将他争取过来，帮助他种地干活，一有情况，还将他的羊赶到山上藏起来。倔强的董万功一旦被感化过来，干起活来也像头牛，谁也别想拉回他。在群众中威望较高的他带动一批人下定决心不进围子。敌人来了就跑到山上，敌人走了就下地干活。他们最后在山上挖洞住，主动为武工队站岗放哨，筹粮做饭，搭窝棚，挖地窖。

　　山里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为防止暴露目标，他们不能烧火煮饭。敌人进山扫荡，老百姓随武工人员一起转移；棚子被烧了，他们再搭起；地窖被敌人刨塌，他们又挖好。因为缺衣少粮，冀热边行署从滦东募集大批粮食、衣服、食盐和日用品来支援山区人民。行署还组织武装力量掩护秘密群众运输队，打破敌人封锁线，沟通口里口外和“人圈”内外的贸易，并在长城内外建立了一些隐蔽的物资供应站，负责筹集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然后武装护送，转运到山区各地。就这样，没过多久更多山区人民纷纷跑回山里来了。

　　1943年冬，以董万功为队长的群众武装自卫队，成为凌青绥地区抗日斗争最活跃、最有战斗力的一支群众抗日武装队伍，后来人们都称他为“董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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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年里，日军烧毁村庄1.7万个、房屋380万间，抓走劳工39万人，建造“人圈”2506座，被驱赶到“人圈”里的群众达140余万人。全冀热辽区被血腥屠杀的35万人中，大部分死于“无人区”。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是研究侵华日军暴行的中外学者的生动概括。它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战实验”、“三光政策”等都是日军侵华暴行的集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