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债之劳工血泪

　　“强征、奴役劳工是日本政府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庄建平

　　受访者：王树熙，78岁，离休前任沈阳市沈河区检察院检察长

　　采访时间：2005年8月3日

　　采访地点：沈阳市沈河区

　　眼看着工友被活活打死

　　1998年9月14日，71岁高龄的王树熙徒步走进黑龙江省瑷珲县大城的小兴安岭林区，凭着自己的记忆，当他终于在层层密林中找到那片已经破败不堪的飞机场时，两行老泪从他的脸上慢慢滑落。“53年啊！我终于活着回来了！”

　　2005年8月3日，已经78岁的王树熙回忆起自己于1944年到1945年间，在黑龙江给日本人当劳工的500多个浸满血泪的日夜时，依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被抓到陌生地：离国境不到60公里

　　“火车一路向北，过了哈尔滨，过了孙吴，过了好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终点在哪里，那时我们觉得，自己也许一辈子都回不来了。”

　　王树熙家在山东，父亲在他14岁时就因破坏日军在当地的电力设施而被日本人杀害。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小小年纪的他只身来到沈阳投奔亲戚，但因为年纪太小一直没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相继又到过大连、鞍山等地做工。1944年，王树熙再次回到沈阳，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灾难。

　　“那天是1944年的阴历三月二十，我记得很清楚，我刚刚到日本站(即现在的沈阳站)，被两名日本人不由分说地带到了附近的一家旅馆。”不知所措的王树熙来到旅馆里时才发现，这间不大的旅馆里，已满满地挤了100多个像他一样被抓来的人。到了第七、第八天的时候，被抓的人增加到了300多人，正当王树熙和其他被抓的人都在疑惑自己将被日本人送到哪里去时，有人给王树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再生布做的棉衣和胶鞋。第二天，这300多名青壮年就被塞进了一辆闷罐车，开往了未知的目的地。

　　“火车向北开了三天，透过车厢的小窗可以看见路过了哈尔滨、孙吴，到了一个叫山神府的地方，车在此停了很长时间后又向山里开，一直拉到了瑷珲县大城的山里，离前苏联国境不会超过60公里，这天是农历四月初一。我们下车时正下着大雪，这里已为我们搭好了棚子，用桦树杆支成人字架，两层席子，中间加层油毡纸，铺上当地产的乌拉草。一个棚子住30人，共有10个棚子。”这时，王树熙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成了一名劳工。

　　苦难没有尽头：没有吃没有穿没有尊严

　　“吃不饱、穿不暖，每天干着非人的活儿，还要时刻受到挨打甚至死亡的威胁。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逃出去的人都被抓回来杀掉或是喂狼狗了……那样苦难的日子，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简直没有尽头。”

　　几乎没吃过蔬菜、很少吃到盐，掺了橡子面的窝头和一点点咸菜让他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穿过一身没有洞的衣服，没盖过一床有棉花的被，没睡过一个能睡醒的觉，苦难的日子像兴安岭林区的白桦树一样，铺天盖地、漫无边际。

　　刚刚17岁的王树熙和大人们一样干起了超负荷的体力活。“冬天刚去时，我们就被派去砸石头。之前发的衣服早就破得大洞连小洞了，根本抵抗不了兴安岭冬天零下40多度的寒冷。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身上，人都不敢迎着风，只能背着风走。为了不至于被冻死，我们就把施工用的水泥牛皮纸袋用手揉软了一层层地裹在腿上、胳膊上还有胸前背后挡风，可就那样，还是有很多劳工被冻伤了。至于夏天，那种热辣辣烤人的炎热同样让人受不了，因为四下无人，很多劳工就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地干活，做人的尊严是根本谈不上了。”

　　可这还不是全部。干活时，永远有手拿大棒的监工立在身旁，谁干不动想歇一下都会挨上狠狠的一顿揍。至于逃跑，更是根本不敢想的事。“记得有一次，几个劳工在拉木头的时候跑了。日本人顺着脚印追，追上了一个人用绳捆着脚拖回来，把他的衣服脱光了，开始他还蹦，不一会他就冻硬了……”王树熙说，这些景象是他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噩梦。

　　血泪难以擦干：眼看工友被活活烧死

　　活下来，在那个时候成了奢望。当时有大量劳工患病，可日本人对患病劳工唯一的处置方法，就是把他们隔离到特别病房，让他们等死。

　　那是一段每次想起都会让王树熙泪流不止的经历。“那个伙伴叫杨林，和我很好。他被抓时带来的一床被一直和我一同盖。后来，他患了一种病，口鼻血流不止。到第三天时，我去看他，监工来对我说：‘走，帮着把他抬到森林里去。’我眼瞧着杨林还没死，就给监工跪下，哀求放过他。但监工仍命令人把杨林拖到林子里，铺上几层桦木，把他架在顶上，点燃桦树皮开始火化。一是杨林没有完全死，二是人被烧时肌肉收缩的反应，我看见杨林猛地从火中坐了起来。我悲痛地大喊着‘小杨，你再也看不到你奶了’，可却没有用了。我再也看不见他了！”这个78岁的老人为了控制自己的眼泪，不得不常常将眼睛望向窗外。

　　就这样，当年300多名被从沈阳抓去的劳工，到了1945年初时，只剩下不到100人了。

　　自由突然降临：宛如重获新生

　　“我们终于自由了！日本人跑了，我们解放了，跑出林区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终于又回到人间了！”

　　1945年8月，王树熙和他的同伴们正在干活时，从北面开来一群大型飞机，看上去不是日本飞机。与此同时，这些劳工注意到日本监工住处停着几辆汽车，正往上搬东西，过一会儿，汽车都开走了。王树熙乍着胆子过去一看，才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东西扔得乱七八糟的。见此情景，王树熙撒开腿就往外跑，边跑边喊：“鬼子跑了，鬼子跑了。”

　　“那种兴奋真没法形容。你想啊，一个人，他对他的未来已经没有一点希望了，已经觉得这辈子就困在这个地方了，已经觉得肯定要和其他劳工一样死在这里时，突然一切都改变了，我们自由了！”那种喜悦对于王树熙来说宛如重获新生。

　　在劳工中先进代表的带领下，这个劳工区幸存的29名劳工砸开日军的仓库，背着粮食，顺着铁路，走了20多天来到了齐齐哈尔，并最终找到了当时的苏军司令部，加入了新组建的人民自卫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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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工人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为供应大量急需物资，东北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成为日伪当局的一大难题。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国民皆劳”的劳务新体制。当年4月5日，日本关东军同日本驻华日军达成了关于紧急动员劳动力“入满”的协议，规定把战俘和其他关内被捕人员作为“特殊工人”押往东北。同年9月30日，伪华北新民会根据华北日军冈村部队的指示，在华北地区一手操办转送特殊工人的任务，规定四种人作为特殊工人押送到东北，到日本军事基地和工矿企业做苦力。这四种人一是在当地部队、宪兵队、县公署、警察分局拘留的嫌疑犯；二是在清乡中捕获的通“匪”可疑犯；三是抓到的俘虏；四是妨碍(新民会)工作的人。由此可见，特殊工人中的主要人员是被俘的抗日军人、抗日干部和其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众。

　　日伪当局把特殊工人作为实际上的囚犯。凡是特殊工人被押解来后，首先要进行身份调查、照相、取指纹、登记注册，建立一整套像犯人一样的档案。还根据对象编号立案：“50”、“70”是八路军被捕人员的代号；“02”是从解放区抓来的老百姓的代号；“01”是

　　特殊工人在日伪军警、特务和把头的皮鞭、棍棒监督下，每天从事10至12个小时以上的劳作，而且劳动强度极大，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矿坑冒顶、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伤亡事件接连不断，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们的伙食极差，一旦有人患病，就被用毒针注射而死或送到大炉中活活烧死。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和迫害，特殊工人利用一切机会不间断地进行反抗斗争。无论在建立了党组织的地方，还是仅有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的共产党员的地方，广大特殊工人没有屈服于敌人的残暴统治，与日伪当局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特殊工人的斗争主要是采取逃跑、消极怠工、争人权反虐待、制造生产事故、破坏生产等形式。后来，在党组织的组织和发动下，特殊工人举行了大规格的暴动，斗争逐渐朝着有组织、有计划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