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基本方向应是公益性”

　　昨日，就公布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后医改新出路的问题，本报记者电话联系采访了3位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

　　今日上午10时～12时，在本报8楼将举行建言医改新出路院长论坛。届时

　　本报日前开通的

　　成都市卫生局医院监督员袁先生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政府应该在医疗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第二，药价改革应该从源头着手。药价从制药厂开始重新评估，挤干各个环节中存在的“水分”；第三，购买医保应该分档次，针对不同收入，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让所有人都能承受这部分费用。同在个体医疗机构上班的李女士和王先生均表示，现在社会上对私人诊所存在偏见，希望有关部门能妥善解决个体医疗机构的生存问题。市内某医院医生王女士认为，现在老年人和小孩的医疗费用比较高，希望政府能对这方面给予一定的补贴。本报实习记者杨熹李林枫

　　访谈观点均为专家个人意见，不代表官方和本报立场医改不成功与“市场化过度”有关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

　　昨日上午，就医改新出路涉及的问题，记者电话采访了在北京家中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

　　记者：您觉得今后医改可能有哪些方向？

　　茅于轼：我的基本看法就是，医疗在我们中国当前的情况下，应该把它办成基本上是公益性的，就是全民都应该平等享受的。在此基础上，可以有一些私营的医院，专门给高收入者服务。而对于小部分的私营的商业化医院也没有理由妨碍它，因为毕竟它也有需求、有供给。另外，从经济发展来看，也不可能阻碍它（民营医院）。

　　记者：目前公布医改基本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化过度”，您认为今后这个工具该如何运用？

　　茅于轼：我讲过，在基本医疗保证下，可以有市场化的。据我的印象，现在发达国家也都是走这一条路，英国、澳大利亚等都是既有免费医疗，也有私人医院。

　　记者：现在有公立医院、乡镇医院被转股、变卖，国内有舆论指出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今后应该怎么做呢？

　　茅于轼：公立医院应该承担起公益性医疗的任务，它不应该转股或变成私人医院。如果变成以私人医院为主，而少数医院来为低收入者服务是不行的。市场化只能是少数———少数由私人投资。把国家投资设立的医院进行转制，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记者：您说有问题主要是指？

　　茅于轼：它是以盈利为目的，跟公益性、平等的基本原则发生了冲突。

　　记者：市场化和公益性该如何结合？

　　茅于轼：公益性的医疗只能保证最起码的医疗服务，所谓起码就是随着国家经济力量增强慢慢提高的，现在国家力量不够，那就先提供这些最紧迫的医疗服务。

　　记者：您认为在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中，是否该由国家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呢？

　　茅于轼：我认为完全有必要。现在我们国家的税收增加得非常快，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税收增加远远超过GDP的增加，超出的这个部分就应该拿来做这种（公益性的）事。

　　记者：您认为新政策应从哪些方面考虑？

　　茅于轼：现在最迫切的就是大众看病，哪怕水平低一点也得解决。(宋晓松刘瑶)计划与市场交织最糟糕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

　　昨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易宪容先生，他认为市场化是今后医改的必由之路，计划与市场交织是最糟糕的事情。

　　记者：您作为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医改市场化的程度如何？

　　易宪容：现在中国医改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化还没有真正走出来。现在计划和市场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医院通过市场获取利益，成本通过计划的方式分摊给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医院的收益通过市场获得，医院里面各种医改的成本则通过计划分担。

　　记者：市场化这个工具在今后的医改中应该如何运用？

　　易宪容：市场化是必由之路。但还需要一些辅助的东西：比如说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医生执业标准，医生的职业道德，医院其他组织体系和政府对医院的监管等。还有一个是弱势群体的公费医疗体系建立。市场化的建立需要一系列的辅助体系。

　　记者：现在有些公立医院转股，乡镇卫生院变卖，有没有可能产生国有资产流失现象？

　　易宪容：医院作为公共服务体系，国有资产流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未来走上市场化以后，它的收益如何处理的问题。医疗服务行业具有特殊性，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任何一个病人没法识别看病服务这个产品，5元钱的东西医生说成5000元，他也没有办法。有了健全的定价体系和监管制度，信息的透明化，医院的市场化才能建立。

　　市场和计划交织的情况比单纯的市场和单纯的计划还糟糕，是最糟糕的事情。

　　记者：今后

　　易宪容：还是市场化。本报记者 宋晓松 刘瑶重要的是向前看向前走

　　蔡仁华 原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原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师

　　昨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刚刚从上海飞抵北京的蔡仁华先生。他表示，研究机构提出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报告是好事，但医改是个复杂体系，不能简单评价失败还是成功，最重要的是向前看、向前走，要解决实际操作中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今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可能有哪些方向？

　　蔡仁华：对医改不成功的说法我不做评价。我的意思是：20年的改革很复杂，具体问题可以讨论，总体上评价让人家去做结论吧。我这是个人观点。

　　记者：现在有说市场化过度了，您怎么看待市场化这个工具？

　　蔡仁华：医疗卫生作为一个系统来讲很复杂，它有些是公共产品，有些是准公共产品，也有一些是个人的消费品。在这个问题上不要一概而论：传染病和一些地方病，这些属于与人群健康发生直接影响的一类，那么这些主要该由政府承担。在增加公共卫生的投入上，这些年可能是重视不够，也有可能是财力不够，这个现在也不能做出个简单的评价。至于医疗问题也很复杂，医疗里面还有基本医疗和非基本医疗，还有不同层次的需求，这些都由政府包下来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全部包下来）。各个国家都得从国情出发，所以我个人的看法：葛延风提出这么一些观点，他们那个课题组提出一些观点，大家可以讨论，然后关键是怎么积极来解决这些问题。学术讨论可以提出一些方向、分析问题，但作为操作来讲还需要具体化。

　　记者：您说的操作上的具体化是？

　　蔡仁华：要主观和客观统一。我觉得学术研究提出一些观点和思路，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也欢迎各方面都来提，但是要转到解决实际问题还有一个过程。

　　记者：有的人建议医疗卫生由国家包干，还有人建议医生采用年薪制，您怎么看？

　　蔡仁华：各个国家都有成功的经验，除了方向上要适合中国，条件上也要适合。作为曾经在卫生部工作过的同志，对这种意见、批评，我觉得应该认真去分析。更主要的是向前看，向前走，解决操作中的很多问题。本报记者宋晓松 刘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