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烽火鼓壮志——中国戏剧界抗战运动扫瞄

　　新华网北京8月19日电题：舞台烽火鼓壮志——中国戏剧界抗战运动扫描

　　新华社记者邱红杰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戏剧运动是中国戏剧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章。”戏剧理论家、中国剧协顾问刘厚生说。

　　1937年8月7日，“卢沟桥事变”刚过去整整一个月。夏衍、于伶、洪深等百人集体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在上海演出，由此揭开了席卷全国的戏剧救亡运动的光辉一页。

　　1938年10月，由曹禺、宋之的改编，重庆话剧界联合演出的大戏《全民总动员》轰动山城。参加该戏的演职员200余人，其中有赵丹、白杨、舒绣文、顾而已、魏鹤龄、施超、高占非、王为一等蜚声剧坛的著名演员。当时重庆一家报纸称这出戏“在渝剧人全体参加，在中国戏剧史上可谓空前盛举”。这次演出的收入除开支外，全部捐献作为前方抗日战士的寒衣费。

　　刘厚生说，抗战爆发后，原来以城市舞台为中心，以市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戏剧运动，开始走向农村、内地和抗日前线。

　　陪都重庆的剧团演出了大量直接鼓舞抗战热情，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剧目，吴祖光、夏衍、曹禺、于伶、杨村彬、宋之的等编剧的《全民总动员》《凤凰城》《法西斯细菌》《北京人》《家》《风雪夜归人》《清宫外史》《戏剧春秋》等，都蕴涵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强烈地反封建反黑暗。

　　刘厚生说，8年抗战中，重庆大约演出了大小240多个戏。这些话剧作品在重庆舞台不断上演，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抗战的时代精神，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群众戏剧运动也书写了令后人惊讶的传奇。

　　“中国人民英勇的8年抗战，战争环境极为严酷，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环境更是恶劣”，从晋察冀根据地成长起来的著名剧作家胡可回忆起当年的战斗生活，就是“行军、演出、跋山涉水，住在老乡家里，伏在小炕桌上写剧本，在老乡地场院里排戏”。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敌后抗日戏剧活动创造了“戏剧史上的奇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高新生说，在晋察冀，每个军分区都有专业的剧团，村村都有业余剧社，文化干部号称“三千子弟兵”。他们演出的人物行为举止是老百姓的行为方式，说的话是老百姓的日常口语，反映的是人民的内心世界。仅晋察冀北岳区和冀中区，经常活动的村剧团就有三千多个，有的村剧团一年演出几十次，观众一二十万人。在根据地这片土地上，涌现出杜烽、丁里、刘佳、魏风、古立高等一大批优秀剧作家，史家称之为华北作家群。

　　此外，一大批反映抗日战争的歌剧、秧歌剧以及京剧、豫剧、河北梆子等传统戏剧也风行一时。歌剧《白毛女》家喻户晓，它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成为了解放区拥有观众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歌剧作品。此外，反映边区大生产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反映军民一家亲的秧歌剧《牛永贵挂彩》以及京剧《松花江上》《鬼子抢粮》《徐大将军粉碎日寇扫荡》等，令人耳目一新。

　　身处敌占区的戏剧工作者，面对敌人的淫威，也谱写出一曲正气之歌。

　　京剧界最大代表人物梅兰芳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编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反侵略主题的戏。抗战开始前他借机到香港演出并就此长留香港，蓄须明志。香港沦陷后，他回到上海，从此告别舞台。日寇汉奸胁迫他为“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作祝贺演出时，他给自己打伤寒预防针引发高烧，宁肯身体受损也不演出。程砚秋在北平沦陷后，多次拒绝为日伪演出，并因此被打。他下乡务农，决不演戏，直到抗战胜利。周信芳在“九·一八”事变后编演了《明末遗恨》《洪承畴》等戏，“八·一三”后他又编演了《徽钦二帝》《香妃》等，都以亡国惨痛为鉴，剑指汉奸佞臣。

　　抗战胜利后，田汉以诗句颂赞三人：留须谢客称梅大，洗黛归农美玉霜。更有江南伶杰在，歌台深处筑心防。

　　在全国各地，大批适应战争环境和流动演出需要的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茶馆剧、游行剧也应运而生。它们大都以表现当时抗日斗争为主题，采取简短通俗的表演形式，贴近民众、鼓舞士气、宣传抗战。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通过一对流浪卖艺的父女二人的故事，启发人们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造成这苦难生活的日本侵略者和不抵抗的卖国贼。这部戏在当时几乎演遍了整个中国。此外，《咱们要反攻》《在烽火中》《火海中的孤军》《盲哑恨》《打鬼子去》《省一粒子弹》等，也因正面描写抗战、表现军民英勇抗敌以及民众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优秀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