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揭赴日劳工真相永不停歇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

　　编者按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央视《纪事》栏目历时一年多，推出4集大型纪录片《对日诉讼》，独家采访了几十名当年侵华战争中幸存的中国劳工、亲历过和当年在战争中犯

下滔天罪行今天敢于面对历史的日本老兵以及为改善中日关系而辛苦奔波的中日学者和民间团体的友好人士，通过他们的讲述展现给观众一个真实的历史。

　　二战期间，尤其是侵华战争末期，日本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强行从中国掳掠大量劳工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战后，为了讨回公道，幸存的被掳中国劳工从1995年起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诉讼历程。

　　今天，本报刊登《对日诉讼》的第一集。

　　1944年7月，河南人耿谆和300多名难友一起，被掳到日本秋田县大馆市花冈铜矿，被迫为鹿岛组也就是今天的鹿岛建设做苦工。当年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抱着必死的决心计划暴动时，有两个日本监工却使他们改变了计划。一个是被耿谆他们称作小孩太君的越后谷义勇，他利用管理粮食之便，经常偷点粮食给炊事班做饭送给病号吃，还有一个被耿谆称作老头太君的石川中竹，他经常在干活时让大家歇着。正因为这两个日本人的同情心，耿谆和他的同伴们不忍心在暴动时杀他们，决定推迟3天暴动。一个被700多人知道的秘密暴动计划，推迟哪怕一分钟也意味着巨大的危险。但因为这两个日本人的举动，700多名中国劳工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推迟了暴动计划。

　　刘千回忆

　　“挖了一年半煤没给工钱还把腿打折了”

　　2004年5月22日。记者在日本福冈第一次见到了83岁的刘千老人。

　　日本福冈，刘千已是第三次来了。这次，他是以中国劳工代表的身份来参加诉讼的。刘千第一次来福冈是在60多年前，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刘千被日本兵从河北老家强掳到福冈，被迫在三井矿山挖煤，刘千就这样开始了奴隶般的劳工生活。

　　从2000年5月开始，刘千和30多名当年的中国劳工，先后向日本福冈地方法院提出起诉，状告日本政府和三井公司，要求他们对当年使用中国劳工的行为谢罪和赔偿。

　　2004年5月22日，案件已进入到二审，开庭前，为中国劳工代理诉讼的日本律师团组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刘千激动地说：“我是三井煤矿挖煤的一个工人，我挖了一年半煤，不但一分钱也没给，还把我的大腿打折了。做手术不麻醉，用绳子把我绑起来。”

　　当年，和刘千老人一样，被迫在三井矿山挖煤的中国劳工共有5650人。如今，60多年过去了，5000多名劳工大部分人已去世。

　　作为原告代表到日本打官司，是刘千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北京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康健，从1995年开始，一直作为中国原告的辅佐人在日本出庭，无偿地为中国受害者代理诉讼。

　　2004年5月24日，福冈高等法院将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刘千和张宝恒两位老人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代理他们诉讼的是由日本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对于这场官司的胜诉，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起诉的对象是日本政府和具有120多年历史、经济实力雄厚的三井公司。

　　开庭前，记者获得福冈高等法院批准进入法庭拍摄，这是中国的电视记者第一次进入日本的高等法院，拍摄时间为开庭前的5分钟。

　　在两年前，一审判决时，获得了部分胜诉。2002年4月26日，福冈地方法院判令三井公司向原告每人支付1100万日元，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要求。

　　判决次日，日本政府和三井公司就向福冈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还作出了不谢罪、不赔偿、不和解的三不决议。这次判决，福冈高等法院承认了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加害事实，但是并没有判决日本政府和企业道歉谢罪，而且还将一审时要求三井公司对中国劳工进行赔偿的判决全部推翻了。以刘千等30多名劳工为原告诉讼历时4年多，还是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中国战争受害者这场索赔诉讼是从1995年开始的，到刘千他们败诉这次，总共有15起，涉及200多名原告。其中包括：花冈幸存者诉讼案、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诉讼案等。以日本知名律师小野寺利孝为代表的，由300多名日本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一直为中国受害者无偿代理几十起案件，中国律师康健、苏向祥，以及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团团长王选等，也都直接参与了这场诉讼。

　　耿谆讲述

　　恶劣环境中几乎天天都死人

　　“鹿岛组应当承担完全的责任，事实俱在，掩饰不了。”

　　说这话的老人名叫耿谆，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第一起对日民间诉讼案的首席原告。

　　1995年6月28日，以耿谆为首的花冈受难者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状告当年的加害企业鹿岛组，也就是今天的鹿岛建设。

　　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对花冈诉讼作出了一审判决：驳回原告一切请求，原告败诉。

　　从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到现在，8年过去了，耿谆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对于60年前，在花冈所发生的一切，他仍然记忆犹新。

　　1932年，耿谆参加了抗日军队。1944年5月，在保卫洛阳的战斗中受伤被俘。1944年7月，耿谆和300多名难友一起，首批被押到日本秋田县的大馆市，随后，又有两批劳工到达这里，共有1000人左右，耿谆任当时的劳工大队长。

　　当年耿谆他们在花冈町中山寮做劳工。当时，中国劳工每天的劳动超过16小时。即使是严寒的冬天，劳工们穿的还是夏天的单衣。吃的是用橡子面做的窝头，还不许吃饱。在当时日本企业的一份内部文件上面写着：中国劳工是日本人的所属者，不许顶嘴，不许反抗，不许哭泣，不许诉苦，只有绝对服从。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几乎天天都死人。直到暴动时，1000人已死去了200人。

　　为不伤害友善的日本监工，暴动推迟了3天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促使耿谆和700多名中国劳工下定了暴动的决心。当时，一个河北籍叫谢同道的八路军战士，上工时走不动，有一个日本妇女扔给他一个米团，结果米团还没有吃到就被监工看见了，监工们集中在一起打他。后来一个日本监工拿着一根公牛生殖器做的鞭子，几下就把他打死了。用公牛生殖器做的鞭子来侮辱中国人，促使耿谆他们下决心暴动。

　　当时，他们的计划杀掉日本人后集结投海自尽。但就在他们计划好一切时，却因为两个日本监工使他们改变了计划。一个是被耿谆他们称为小孩太君的越后谷义勇，当时19岁，管理粮食，经常偷一点米给炊事班，让给病号做点吃的；另一个被称为老头太君的石川中竹，在大家干活时，他叫大家歇着。两人的同情心使大家不忍心杀他们。

　　对这两个有良心的日本监工，中国劳工们一直心存感激，而他们计划暴动的时间又是他们俩当班的日子，为了不伤害他们，耿谆他们打算将暴动推迟3天后他们不当班的时候进行。就这样，700多名中国劳工冒着走漏风声失去生命的危险，把他们计划好的暴动推迟了整整3天。

　　1945年6月30日夜，700多名手无寸铁的中国劳工抱着必死的决心在花冈举行了暴动。

　　日本军警出动2万多人进行镇压，耿谆自杀未遂，和其他难友一起被捕。暴动失败后，100多人在日本军警的折磨下失去了生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花冈事件。花冈暴动时，700多中国劳工没有扰民，秋毫无犯。连日本人都说，中国人真可敬。

　　1987年，花冈暴动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第一次来到这里。

　　就在距离这座纪念碑不远的地方，还有这样一座纪念碑，它是由大馆市日本老百姓自发捐钱设立的。

　　自从耿谆第一次访问日本之后，只要得知耿谆来到日本的消息，当年被劳工们称为小孩太君的日本监工越后谷义勇都会赶来和耿谆见面。

　　历史揭秘

　　日本调查员悄悄送来战争罪行绝密文件

　　位于东京银座的东京华侨总会，保存着一套资料，它是在大约半个世纪中，绝大多数人无法看到的记录。日本战败后，为了应付同盟国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追究，日本外务省对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情况进行了秘密调查，整理成外务省报告书，一共制作了20套并作为绝密文件保管。

　　1950年，日本外务省决定把报告书全部烧掉。但是参与制作外务省报告书的几名调查员，悄悄地把其中的一套送到东京华侨总会保存。

　　东京华侨总会陈琨旺开始还以为是一次普通的调查，但是在调查的过程中，受害者那种悲惨的状况却使他们不停地流泪，虽然他们并不是加害者。

　　听说当时这些资料一共制作了20套，其中有的交给了日本政府，有的给了调查团的负责人。但是在这些调查人员中有些非常有良心的日本人，他们认为这些资料要好好保存下来，总有一天须把这些事实告诉中国人。

　　在一份日本外务省报告书上的日本地图上，写着135个事业所和35家企业的名称，中国劳工全部被分布在这些事业所里，从事着挖煤、采矿、装卸以及飞机场、发电厂等为战争服务的劳动。被强迫到日本做劳工的中国人为38935人，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共有6830人死亡。

　　1953年7月1日，在花冈殉难的418名劳工和其他难友的骨灰一起，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随后，2000多名遇难劳工的骨灰分9批从日本运回到天津塘沽港。这一个个发了黄的骨灰盒，代表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是儿子，是父亲，是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而在他们的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这些骨灰盒上没有名字，他们留下的只是一个编号。

　　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曾经在许多地方对遇难中国劳工的遗骨进行过大规模的挖掘。

　　按照日本外务省报告书的记载，当年遇难的中国劳工总人数为6830人，而在战后回到国内的遗骨只有2000多人，也就是说，还有3000多名中国劳工的遗骨永远留在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