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精图治搬掉“三座山”——国有企业改革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祝蕾 卞思杰

　　“困难企业多，生产经营正常的少；改制不规范遗留问题多，规范改制的少；欠职工工资、养老保险、医疗费的多，三费不欠的少。”市国资委主任魏篁用“三多三少”来概括济南国有企业现状。不可否认，我市国企的总体盈利能力仍然脆弱，竞争能力偏低。

　　一个城市有多少话语权要看经济实力，我市国企改革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治病讲究对症下药，要推进国企改革步伐，首先应正视并想办法推倒三座沉重的“大山”：改革成本高、职工安置难、困难企业资产盘活难。

　　资产质量差，改革成本高。在改制过程中，土地进入资产要交土地出让金，职工安置费、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医疗费等职工内债要清偿也离不开钱。粗略估算，我市要顺利完成国企改制，至少需要十几个亿的改革费用。而从济南企业的实际情况看，优势企业产权改革收益远远不足以支付困难企业改革的成本。

　　安置富余职工、破产失业职工资金来源不足。企业进入破产程序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职工安置费用很难一次性到位，导致具备破产条件的企业因资金困难进不了程序，有的进了程序职工得不到及时安置。此外，部分已破产和清算退出市场的国有集体企业退休职工，由于过去没有办理医保，现在企业主体不存在或虽存在，但无力缴费为其办理医保。这部分人员的医保该由谁来买单？

　　历史包袱重，困难企业想关门但关不了。目前我市有不少“空壳”企业，主要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一种是自身可利用的资源全部用于银行抵押担保，企业账面净资产基本为零或负；另一种把有效资源分解到了新公司，但矛盾和问题仍留在了母体企业。资产关系、债权债务关系、职工劳动关系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这些困难企业晚改一年，银行利息、职工内债和安置费用会增加，企业资产会进一步流失。越晚关门，可用来变现的企业有效资产越少。

　　跳出企业的角度来看改制，国企改革面临的难题又不止上面说的那么简单。济南管理科学院研究员马黎明认为，国企改革是一项需要综合配套的系统工程，不能只靠企业的力量单兵推进，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改制的目的是把国企改得更好，更有生机和活力，更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而不是单纯把国企改没了。”马黎明说，“如果制度不完善，外部环境不配套，政府职能不转变，则很难保质保量完成改革任务。”

　　我市国企改革领域一位资深人士表示，国企改革进度慢与国企经营者不愿放弃自身利益有很大关系，毕竟“再穷的庙里也有富和尚”。举个几年前的例子，A企业曾是一家比较有名的上市公司，因多种原因经营不善濒临破产。主业做软件的B集团看重A的壳资源计划收购。经过多次商谈，政府同意在高新区拨给其300亩地建设软件基地，B集团计划在A公司原址上采劝前店后厂”式经营方式，开一家国际品牌鞋专卖店。按照有关规定，国企改制方案必须经职代会通过。某些经营者为了个人利益，教唆职工闹事，结果企业、职工和政府三方双赢的重组方案就这样“夭折”了。时至今日，A企业仍在困境中苦苦挣扎。不解决这个难题，很难打赢国企改革这场攻坚战。

　　此外，资本市场不健全、融资渠道狭窄，也是济南国有企业改革难以跨越的“鸿沟”。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中，随时会碰到资金短缺难题，但目前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只有银行，有效资源都抵押给了银行，负债率高且结构极不合理，让不少想投资的外来公司望而生畏。另外，还有一些中小困难企业，外资、民资都不愿介入，经营层倒想买断但口袋没钱。在不少城市国有企业改制进程中，专门提供改制基金的中介机构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市场在济南基本上一片空白。我们应该怎样加快培育？

　　当前，我市正处于加快推进国企改革改制的风口浪尖上。如何通过国企改革改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为济南工业培植新的生力军，是该好好研究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