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

　　南方时评

　　周虎城

　　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发火了。最近在和十几名新疆老科技工作者座谈时，周主席对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进行了痛斥:“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

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见昨日《中国青年报》)。

　　这番话当然该博得满堂喝彩。科研系统的官本位现象为害甚烈，“学而优则仕”，往往是官也没当好，科研也没搞好。不过，光骂我们的科研人员贪慕权力确实有冤枉之嫌，你想想，当权力能够直接带来利益的时候，当连小学校的娃娃们都在贿选当班干部的时候，当社会中对官员权力依然顶礼膜拜的时候，单纯把矛头对准科研人员的“官本位”思想，岂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科研人员想当官，和普罗大众想当官是一致的，利益就是一把天然衡量的尺子。如果科研系统的官员们不管辖科研经费的划拨，如果科研人员的生活待遇能够按照科研成果的实际进行落实，如果当温总理请袁隆平院士先上车不再成为新闻，那么，我想，又有几个科技工作者会那么热衷于做官呢？

　　科研人员想做官，官员们也想显示“学问”，所以才有了“官员型专家”和“专家型官员”的出现。前者是先做学问后做官，图的应当不是学术本身的价值；后者是做了官员再弄学问，到底是真学问还是假学问，怕也只有为官者内心才最为清楚了。然而，正是在这种学术与权力联姻的背后，一本本打着“创新”旗号却无多少创新价值的作品招摇过市。最后，受到伤害的不是权力，而正是在权力之下龟缩着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又岂能“赶英超美”、独步天下？

　　国人想当官，无非是官员所带来的预期价值高于其他职业所带来的预期价值，从另一角度而言，也恰是行政身份往往在人们潜意识里意味着高于其他身份。比如在高校领域，已有二十多个大学校长的级别为“副部级”了，算上“院士相当于副部级”，恐怕，学者专家们中的高级干部也为数不少。这种参照学问或成就给予某一级行政官员待遇的做法比比皆是，即使连寺庙道观也未能免于红尘之外，所以，当你听到处级尼姑、厅级道士乃至部级和尚的时候，千万不要“张大了嘴巴”，皆有案可查。可见，官本位思想之烈，所到之处，几乎横扫，所以，这透露出来的是社会性的不正常，而非仅仅科技领域。

　　科研系统的“官本位”，是科技之悲，也是权力之悲。这表明科技从业者和行政从业者都没有固守好自己的边界，而问题是边界的划分依然是权力主导型而非科技主导型，如此，即使划定了边界，越界之事恐亦不能止息。我想，什么时候权力从管制型过渡到服务型、什么时候官本位变成科技规律本位抑或其他，什么时候科技发展才真地有希望，这个社会民主的进步才能免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