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贫困家庭的家长，为缴纳几十元课本费而犯愁；当贫困山区的政府组织，为筹措“两免一补”（即免除义务教育学费、杂费，补课本费）资金而犯难。日前却有报道说，教材采购已经成为腐败温床，尤其是一则来自国家级贫困县——山西吕梁山区临县教材采购腐败案的新闻，更引人关注，发人深省。
山西临县新华书店原经理高生荣在任职期间，向临县各乡镇学校收取教材款3835万多
元，除2020多万元交财务进账，其余1100多万元被他“胡支乱花”，将700万元占为己有。高生荣先后贪污截留的1100多万元，就跟所谓教材发行的“潜规则”有关，即名义上是发行费，实际上是图书“回扣”。换言之，高生荣利用垄断发行之便，所“侵吞”的教材教辅“回扣”比例，平均达到了28.6%%。与此同时，有记者在山西、广西、江西、四川等省区调查发现，目前购置教材的回扣比例，一般为15%%和25%%，有的高达30%%。我们不妨算一算，假如小学生每学期的课本费为50元，按28.6%%“回扣”比例计算，则每位学生、每个学期就得“额外”付出14.30元的课本费。对于贫困家庭，这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反之，对于教材发行环节，则是一个数额巨大的腐败黑洞。
学生的教材教辅不同于一般的图书商品。像市场化发行的图书，如果定价太高，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不买就是。但对学生来说，教材是一种不可或缺、非买不可的“必需品”。为此，我们教材的统一发行和统一定价，应当充分考虑这一特性。教材价格问题直接涉及的部门有教育、出版和发改委等，如果有关部门的教材定价已经“十分合理”，为什么上述的教材“回扣”还有那么大的空间呢？“漏洞”又该由谁负责堵漏，并从严监管呢？
此外，这些年教材的纸张越来越好，越来越厚，印刷成本越来越高，书价也越来越贵；各地教材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定价，并未考虑到城乡和地区贫富差异，亦不尽合理；同时学生课本只用一次，没有多次重复使用……一方面过多地耗用资源，一方面加重了家长和孩子的负担。凡此种种，也都属于教材价格的“水分”，应该挤一挤了。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