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同报道 一直以来，人们广泛地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贫困农民的超生问题上，像早年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就切中了中国公民的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很难执行，农民们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但是，十多年过后，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了，如果你把目光聚集在中国富裕阶层的身上，会发现他们也已经成为了超生的另外一个群体，他们利用交纳罚款等手段成功地在生育
问题上与其他阶层划清了界限。在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面前，一些富裕人士再次通过金钱获得了特权。
周宾的姐夫是一个生意人，家里在90年代后生了3个孩子，现在孩子都已经很大，分别被送到美国和英国上学。周宾自己则是一个公务员，他非常喜欢孩子，但却丝毫不敢越雷池半步，因为作为一个公职人员，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非常重要，周宾对记者说：“我们也交不起那个罚款”。
对于周宾这样的工薪阶层来说，他们是最遵守一胎政策的一群人，和周宾条件类似的这群人中，许多人的不敢生和他的情况有点不同。周宾的同事李杨觉得自己根本养不起2个孩子。
“大家都喜欢孩子，但是现在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了，我的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的学费就是1000多，我们夫妇每个月收入只有6000，还要付2000多元的房贷，根本不可能养2个孩子，虽然我妻子很喜欢孩子。”李杨对记者表示，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都表示，即使国家放开了政策，他们也不会选择要第二个孩子，因为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
在中国的工薪阶层中，许多人不仅仅是不养第二个孩子，而且都尽量推迟生第一个孩子的时间。“过去中国女性普遍在24岁前后就已经生育，而现在则推迟了5年左右，因为她们面临的生活压力迫使他们不敢很早生育。”社会学家李明水对本报记者说。
但是，富裕阶层则不同，他们占有这个社会的众多资源。李明水分析说：“富裕阶层超生可以交罚款，孩子出生后可以请保姆，上学可以上贵族学校，考试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托关系走后门，所以他们的压力要小很多，多一个孩子很难对他们的事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相反，还实现了中国人传统上的家庭价值。”
而在中国工薪阶层之下的农民阶层则有着更为传统的思路，他们希望能通过生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许多人把脱贫的希望都寄托在多子多福上，在北京打工的河南人李贵天对记者说，他一点都不后悔当年做出超生的决定，虽然被罚了一些钱，但是他的3个孩子目前在全国各地打工，收入在当地算是不错的，因为这些孩子的努力工作，目前他们家已经在老家盖了一幢3层小楼，在此之前，李贵天一家5口人挤在一间10多平米的破旧平房里。李贵天感叹说，如果当初只生一个孩子，现在的这种生活是不可想像的。(242)-
(文中人名，除专家外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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