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炸不垮的城市——回眸抗战中的重庆

　　新华网北京8月24日电 题：一座炸不垮的城市——回眸抗战中的重庆

　　新华社记者刘昕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临时首都重庆，与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华盛顿、莫斯科、伦敦等城市齐名。

　　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从此，这座山城开始遭受日军持续5年之久的大轰炸。1940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重庆的物资极度匮乏，人民生活更加困难。然而，重庆没有被炸垮，重庆人民也没有屈服。

　　记者不久前在繁华的重庆，寻访到了见证当年大轰炸的3位老人。

　　天天“跑警报”“躲空袭”

　　抗战时期生活在重庆的杨亚华老人回忆说：“1940年前后，日寇飞机常搞‘疲劳轰炸’，有一次警报拉响，很长时间没有解除。有时刚解除，但没等我们返回家里，警报又拉响了。”

　　防空洞里十分潮湿，洞壁一直在缓缓地向下滴水，由于太过无聊，当时只有10岁的杨亚华就把张开嘴接滴水当成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有时漫长的等待让人难以忍受，他就在心里默默数数，从1数到1000，再从1000倒数到1，反复数来数去。有几次想撒尿，但不敢离开防空洞，身边又站满了人，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尿在裤裆里。

　　82岁的任大均，当时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交通厅燃料科任中尉参谋。他回忆说，那时的机关办公人员，都把自己掌管的重要东西放在一个可以随身带走的皮箱里，以防敌机空袭时手忙脚乱。大家对轰炸已经习以为常，“有时夜里也会遇到敌机空袭，就要摸着黑跑进防空洞，但是第二天一早照常去上班，也没有人谈论夜里的空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任大均说，“跑警报”“躲空袭”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乡下型”，雾季一过，他们就带上贵重的东西，疏散到乡村；另一种是“岩洞型”，也就是进防空洞。人们日常办事，要以天气为准，需要出远门的，要等到雾天或者阴天，因为这样的天气敌机很少来。

　　84岁的陈兰逊老人回忆说，重庆的房屋大多是木质结构，敌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繁华市区变成一片火海。而全市最初只有六七辆消防车，救火主要依靠人力，很多消防队员和居民在救火中牺牲了。

　　重庆市民平时储沙、储水，一遇到火情，就自动地用脸盆、木桶等运沙、运水进行扑救。不少旅居重庆市的外国人都动员起来了。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加拿大教会联合英国、美国、丹麦等国籍的人，成立了“国际服务组”，直接参加了救护工作，拉黄包车运送重伤者。重庆还有多支僧侣救护队，当时人们说他们是“脱去袈裟换战袍”。

　　从沦陷区迁到重庆的很多工厂，是敌机主要的轰炸目标。但工人们随炸随修，坚持生产。陈兰逊说，当时有个裕华纱厂，在1940年8月两次被炸，全厂除了洗纱车间和尚未竣工的摇纱车间外，全部建筑物被炸烂。但工人们仅用了两个多月就把厂房恢复起来。第二年这个厂又一次遭到轰炸，这次炸得更惨，损失更大，大批的厂房、工房只剩下几垛矮墙。工人们流着泪重新建厂，恢复了以前的旧观。

　　“一滴汽油一滴血”

　　任大均所在的燃料科掌管所有军事机关和部队的油料供给。

　　1940年，中国唯一与国际上联系的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油料就更显得珍贵，人们用“一滴汽油一滴血”形容当时的情况。任大均说：距重庆不远的玉门有一个油矿，开采的原油要运到重庆，经过炼油厂才能炼出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由于敌机的轰炸，办炼油厂很困难。任大均和同事们考察了很多地方，最后选在北碚建了一个炼油厂。工人们冒着随时可能被炸的危险，日夜加班炼制成品油。

　　“重庆的小汽车只有几百辆，主要是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使用的。汽油的供应实在紧张的时候，就只能使用酒精作为代用品。工业酒精纯度要达到95％以上才能供汽车使用，我们在四川的泸州专门搞了个酒精厂生产酒精。事实上，能使用酒精作为燃料已经不错了，不少车辆都是使用烧煤炭的办法，利用蒸气来驱动车轮。”

　　陈兰逊回忆说，当时重庆的生活物资是很匮乏的。记得有个“鑫鑫咖啡厅”，一度没有咖啡了，只能把大米炒糊当成咖啡。电影也是，拍了几部以后就没有胶片了。那时候，药物也非常匮乏，有一种叫“奎宁”的治疟疾药，时常断货，不少人得了这种病，因吃不上药丢了命。那时也没有牙膏可用，只好使用牙粉代替。

　　陈兰逊说，重庆人民没有在困难面前屈服。据当时官方统计，在敌机频繁轰炸的1941年，重庆5个兵工厂共生产各种火炮526门、炮弹60多万发、枪支3．3万多支、子弹1亿多发、手榴弹4．5万多枚、炸药包2万多个，那种情况下有这样的生产成果是很不简单的。重庆大学被炸后，师生自己动手，挖防空洞，建地下实验室，修房舍，始终没有停止教学科研活动。1941年夏天，交大、南开等学校招生考试。这时，空袭警报不断，敌机频繁来轰炸。考生很有秩序地走进防空洞，在洞子里面就着微弱的灯光完成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