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视野里的中国人在日本

　　周末漫笔

　　王彬彬

　　有许多中国人生活在日本。在日本的中国人，当然大都是合法居留的，而非法居留者，也数量惊人。

　　今年3月，我从南京到了东京，应邀在东京大学教一年书。教书之余，我观察日本和日本人，也观察在日本的中国人。如今，一学期已过去，我有许多话想对国内的同胞说。这里，先说说我在东京街头的电线杆上见到的一条标语。

　　5月的一天，我在东京街头闲逛着，突然在一根电线杆上看见一条用汉语写的标语:“严打入室盗窃！”边上则有一行日文。日文的意思，译成汉语应是“严密防范入室盗窃！”标语张贴者是本市区的警察署。尽管到日本后不久，即知道有许多中国人在日本作奸犯科，令警方颇为头痛，但这条以汉语出现的标语，尤其是“严打”这极具中国特色的用语，还是让我驻足良久。恍惚间，我竟不知自己是身在南京还是身在东京了。不用说，这行日文是警方自己的手笔，而那句汉语，则是警方请一名中国人拟定的。这位同胞不肯把警方拟定的日文直译成汉语，而是用了“严打”这更具威慑力的字眼，也许自以为高明，但这两个字出现在法治化程度颇高的日本街头，却多少有些不伦不类。

　　在日本我认识一位中国同胞，她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在四个地方教汉语，其中之一便是警视厅。警视厅办起了汉语学习班，可见中国人在日本是怎样受警方重视了。日本媒体上经常出现“外国人犯罪”这种说法，而这“外国人”很多就是中国人。当我从媒体上得知日本的盗窃案有75％是中国人所为时，确实惊讶了好久。日本人迄今没有防盗门防盗窗的观念，窗户就是普通的玻璃，有些人家，连大门也是玻璃的，这令我们的那些同胞十分容易得手，入室盗窃比去银行取自家的钱还轻省。一家电视台曾邀请受害者和有关专家一起商议防范对策。但这些日本人想来想去，都无非是在玻璃里层再贴上一层既透明又较为坚韧的东西，他们还想不到要用钢筋铁骨为门窗加上一层防护。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他们还不能接受把自家住宅变成囚牢。不过，他们对中国式的防盗门窗的拒绝能坚持多久，实在难以预料。中国人既然已把极具中国特色的“严打”带到了那里，也就会把中国式的防盗措施带过去的吧。

　　盗窃是不良中国人主要的犯罪方式，但又不限于此。团伙式的抢劫也时有发生。五六月间，日本警方破获了一起贩卖假证件案，这也是一伙中国人所为。他们把在国内制作好的假证件运到日本贩卖，已获利数亿日元。前不久，电视上播出了对一家中国人开的地下诊所的暗访。那开诊所的东北大嫂既为人治感冒，又为人打胎，似乎没有她不能治的病，没有她不敢做的手术，而她卖的药，也是从中国带过去的。

　　当然，犯罪的中国人，是中国人中的少数。但这比例上的少数，绝对人数却并不少。他们的行径已经成为日本的一种社会问题。在这里，我不想对这些同胞有什么指责，只想说说广大的日本国民对这一现象的反应。据我的观察，日本国民大多能以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对待中国人的犯罪。一个中国人，无论犯了什么罪，他们大都仅在法律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接受它，而并不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犯罪与国家民族间的那些历史与现实的大问题挂上钩。

　　这些年，也偶有日本人在中国犯罪或有非礼言行，而我们不少人总是立即把这与一些重大问题相联系，总习惯于认定这个具体的日本人就是在代表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在向中国示威和挑衅，并立即报之以山呼海啸般的声讨、谩骂。我们不少人的神经过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一个日本醉汉在深夜的上海街头发酒疯，都会成为一个事件，这实在有失“泱泱大国”的风度。在国际交往日益增多的时代，学会理性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对待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在中国的非礼和非法，该是并非不重要的吧。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