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红军女战士的心路历程

　　我永远忘不了自己第一次穿上灰布军装时的飒爽英姿，还有那颗钉缀在八角帽上的红色五角星。多少年来，就是这颗红星一直激励着我，使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怕死就不当红军

　　我叫赖清林，1916年6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万源县白杨乡黄毛坡。父亲是一名普通船工，一家人靠父亲摇船，母亲打柴、租种地主的二亩地艰难维持生活。母亲共生了7个小孩，

由于生活困难，仅活了3个，我是家中的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后来，父亲因参加农民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父亲被害后家中生活更苦了，受生活所迫，不满15岁的我被许到固军坝许家湾村，给徐民照当了童养媳。但徐民照被刘湘的队伍抓了壮丁离开，我们只见过一面。由于没有成亲，我称未来的婆婆为婶娘，爷爷为姥爷。

　　1933年夏天的一个黎明，保长带着一伙乡丁，抓走了徐民照的弟弟，婶娘跌跌撞撞追出很远，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捆绑着带走。

　　家里没了男孩，我与婶娘、姥爷相依为命，一起外出背粮、打柴。一天，婶娘告诉我，李家庄园来了红军，他们专门帮助穷人，不少男孩子都当了红军，她让我也去当红军。婶娘还说，只有打倒土豪，分得田地，咱穷人才有活路。第二天清晨，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生活了两年多，既贫穷又温暖的家。

　　我来到李家庄园大门口，看见门口坐着两男一女军官模样的人。其中一个长得很标致的女军人叫张明，她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她：“你们是不是红军？红军要不要女的？”张明很高兴地说：“是啊！你看我不就是女的吗？”两个男军人问：“打仗怕不怕死？行军怕不怕累？家里人同意吗?”我果断地答道：“怕死就不来了，还是婶娘劝我来的呢！”登记名字时，因我没有大名，张明就说：“那你就叫赖清林吧！一生清清白白做人。”从此我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光荣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四川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宣传员。夫妇谐同转战西北

　　我的丈夫李凯国，四川达县平昌县人，1916年出生，1932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入党，曾任四方面军36团、中共中央特务队战士，延安边区司令部警卫排排长，靖边独立骑兵连连长，骑兵6团、公安13团团长，宁夏固原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1997年1月21日逝世，享年81岁。

　　老伴一生经历了数十次战斗，1950年获西北解放奖章，1956年获解放奖章，1993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奖章。

　　除了行军打仗，他还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从长征开始，直至二、四方面军会师固原将台堡，胜利到达陕北，他一直担任张国焘的警卫员。当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身份赴黄陵县祭拜黄帝陵时，我老伴李凯国就担任护送与警卫任务。在西安张国焘叛党失踪，李凯国迅速报告上级，并携带张国焘遗留的所有文件毅然回到延安，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表扬，成了一段历史佳话。

　　1938年8月，当时我任陕西靖边一区妇联主任，经介绍，认识了骑兵连副连长李凯国。1939年底，在靖边的一间窑洞里，我俩举行了婚礼。我记得很清楚，婚礼既简朴又热闹，婚宴是一碗粉汤、两个枣馍。

　　战争年代，人们追求多打胜仗，并能顽强地活下来。对于我们这对革命夫妇来说，最庆幸的是转战陕甘宁边区三省十五县，历时19年，每次都圆满完成了任务，而且都活了下来。我们养育了7个儿女，其中3个在延安的保育院中张大。每当我从电影电视上，看到颠簸在驮筐中熟睡的娃娃，就感慨万分，延安的生活又浮上心头。想一想，革命成功真是来之不易啊！总想着为党和人民做点什么

　　1985年，因工作需要，我离开公安13团副指导员的岗位，举家迁到宁夏固原军分区。那时，说是搬家，其实也就是三只木箱，一群娃娃。在固原，一住就是二十多年。我从不甘寂寞，除了相夫教子，整日想的就是能为党的事业，为当地人民做点什么。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思来想去，决定重操当年当宣传员的本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述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为固原人民，为年轻一代的进步尽点微薄之力。

　　我的要求很快得到组织的肯定，我先后为学校、部队、单位进行革命教育30余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的苦乐观，宣扬革命烈士为了民族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的斗争史，深深感化了年轻一代。

　　再后来就搬到了银川。在银川，我的活动范围更大了，任务更重了，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学校、宁夏大学、贺兰美术学校、新城三小、四小、银川十一中学等六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定期为学生们进行革命光荣传统教育。再为未来尽点力量

　　我是个老红军，应当保持革命光荣传统。我给年轻人讲述艰苦奋斗的意义，自己就不能说空话。再说，我享受正师级待遇，一切都是党给的，没有党的培养教育，哪有我赖清林的今天。现在，我虽年过古稀，仍不搞特殊，一定要勤俭度日，再为未来尽点力量。

　　很早以前，我就给自己“约法三章”：一不向组织要照顾；二不给领导添麻烦；三不轻易用车。尤其不给领导添麻烦这一点，我时刻坚持，说到做到。小儿子李方军6年前从工厂下岗，当时儿子很苦闷，总希望我能找有关领导说说，调动一下工作。这件事按我老赖的资历和影响，问题不算太大。可是，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会与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相悖，我耐心给儿子做工作。经过多次劝导，儿子走上了自谋职业之路，并有了稳定的收入。

　　直到今天，我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养鸡种菜，贴补家用。有人不解地问我：“赖妈妈，你工资高，攒那么多钱干啥用？”我总是说：“会派上用场的。”

　　1999年冬，河北张家口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大面积房屋倒塌，不少孩子无法上学，我马上捐款2000元。邮寄捐款的信封上我写着：“资助灾区，重建家园，希望孩子们尽快进校读书。”

　　1998年，长江、东北嫩江地区发生特大洪灾，我捐了5000元帮助灾区恢复校舍。

　　2000年，固原地区发生大旱，群众生活困难，我扶贫助学3000元。2002年，得知山区儿童缺少课桌的消息后，我就想，捐上三千两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便出资15000元，为固原市原州区东郊小学置办桌椅100套。

　　有人做过统计，这些年来，说我为各方面捐资达89000余元，我想没有这么多，就算是这么多，又算得了什么，比起牺牲在解放战争、反法西斯战场上的革命烈士，还差得远呢？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共产党员，能为国家建设添得一砖一瓦，为人民做得一桩一件好事，为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添上一点一滴光彩，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赖清林口述靳双鹏 整理）新闻来源：现代生活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