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美们 粗俗的文化赌徒

　　近年来，一些中国女作家掀起的“身体写作”浪潮以其在性描写方面的大胆露骨让人侧目，在舆论和文学评论家的口中，她们被称为“另类作家”、“后生代作家”、“美女作家”甚至“妓女作家”。那么在性观念上更加开放的西方社会的眼中，中国出现的这股文化风潮又意味着什么呢？

　　8月24日在上海落幕的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传出信息，“中国的坏女孩写作”

成为此次大会的一个专门议题。与会专家认为，“坏女孩作家群”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但是性对于她们来讲，并不是真的“性趣”，而是用以追求名誉以及财富的工具，她们只是“文学慰安妇”。“木子美现象”的西方视角

　　美国威坦伯格大学谢莉教授用“戏剧性”来形容过去20年里中国女作家在写作上发生的变化，“她们的作品中对于肉体的直白描写令读者感到震撼，也让作品本身备受争议。”

　　“木子美现象”是与会专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几乎所有西方学者都表示，没想到在中国会出现用白描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的女性，而她的网页当时每天有超过1千万的浏览量，这与学者们心目中在性问题上一直持保守态度的中国人的印象相去甚远。

　　“木子美的成名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巨大挑战。”谢莉说。其实，木子美并不是第一个向公众讲述自己隐私生活的人，只是她的手法之直接，语言之暴露是“前无古人”的，例如她说：“要采访我，必须先和我上床。”语出之惊人，难以言语。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陈染的《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等作品就已涉及到女性的生理以及性成长史，她们的创作被称为“女性体验小说”。其后，出现了以卫慧的《蝴蝶的尖叫》和棉棉的《糖》《盐酸情人》等为代表的“身体写作”小说。

　　2000年，被一些媒体称为“妓女文学”的《乌鸦》出版，其作者九丹直认自己是“妓女作家”；同年，《下半身》杂志创刊，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阅读身体系列丛书》。

　　“她们的小说充满了性、毒品、卖淫和自杀。她们的写作企图将传统形式的中国小说带入一个从未被开发过的领地。”谢莉说。

　　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系赫伦评论说，看着“身体写作”的一些文字，感到文学从世俗走向了粗俗，有的甚至发出了腐烂气息。文化的赌徒？

　　有人认为，“身体写作”的出现是中国女权解放的标志。在中国，数千年下来存在这样一个道德阴影：即只有男子才是享受性爱的主人，他们的放纵是自然的，旁人最多说一声不检点；性之于女子而言，则仅仅是传宗接代的行为，女子的放纵无论是哪种情况，无一例外会被贴上放荡、下贱的标签。

　　西方学者认为，新时代的中国人虽已不至于“谈性色变”，更加不至于在“性爱”方面有任何歧视妇女的现象，但对于这种隐秘事情的描述和谈论却也应该有个度。“身体写作”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女性作家的品行或其作品优劣与否，更重要的是，它刺激起一大批写作者，尤其是年轻女性写作者的强烈名利欲，和“一夜暴富”的文化赌徒心理。

　　“她们的自传将身体放在最显著的地位上，让其成为焦点。她们是在勇敢地推翻妇女在性上的等级？还是在对中国传统上对妇女的压迫进行报复？还是想要‘物化和商业化’女性的身体？”赫伦说，“木子美们”的这种文学冒险，是名利上的博彩性质的冒险。一场文化投机，一次针对“成功”的博彩游戏。她们铤而走险，要么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要么一夜暴富，“名声”远播。　“性对于她们来讲，并不是真的‘性趣’，更多的是对名誉以及财富的兴趣”，谢莉表示。是谁宽容了她们

　　“在性面前，男女平等。”木子美多次这样解释自己开放的性行为。

　　然而，木子美试图颠覆一切规范、道德，似乎不是健康社会的价值标准。她和男人的性只是一种互相玩弄的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和互相尊重。她只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追求平等，利用身体来追求男女平等不值得提倡。

　　“她们对于‘随性’以及带有性爱因素的自传性描写被认为是超越了极限并引起了骚动，她们的出现不能不说是现实的展示。”谢莉说。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木子美们”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跟批判的大众们有直接的关联。如果大众没有强烈窥私欲，如果没有公众的追捧，或许她们根本不会有继续公开展示下去的动力。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这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在多元化的社会当中，没有唯一正确的道路，但至少可以指出，什么样的是庸俗的、媚俗的，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