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同性恋群体调查

　　4年以前，TONY从来没想过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身为职业摄影师的她，面容清秀，戴着棒球帽，身穿男式黑T恤和男式牛仔裤，牵着女朋友坐在酒吧的沙发角落里。她认真地对记者强调她名字的拼写，不是T-O-N-I，是T-O-N-Y，“这是男孩子的名字”。

　　这是一家位于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的不起眼的酒吧。每周六下午两点至六点，这里都有她们的固定聚会包场。聚会的组织者安可保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个时段

这里只有女性出入。事实上，所有不请自来的男访客都会被严格挡在门外。

　　8月20日的聚会现场看起来有点冷清，酒吧中间拼起来的一张长桌周围坐着十多个人，另有几个熟识的朋友在小桌子私人聊天，角落处的电视机在放映《费城故事》———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电影，只有两个观众在看。

　　从今年4月份开始，31岁的TONY成为这家酒吧的常客。她们是这个社会的少数派，一般认为仅占人口总数的1%—3%，不过她们认为实际比率应该更大一些。“有问题的她们”开始找到组织

　　TONY出生在山东威海，在她的少女时代，一个最为亲近的同性朋友引起了她初恋的情感，现在回忆起来，TONY越发肯定自己一开始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到大一的时候，她与同寝室的同学发生了精神与身体上的持续联系。即使在这个过程之中，她们也彼此回避这种关系的实质，绝不敢承认这就是她们的爱情。她们彼此提醒对方，应该交一个男朋友，建立另外一种显然更为正常的感情。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TONY真的有了一个男朋友，但在与男性身体接触的时候，TONY没有激动和慌张，相反，她对此充满了排斥感，她喜欢的仍然是那个女同学。1994年大学毕业的时候，TONY已经肯定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此后TONY接受了各种心理辅导和治疗，而她在大学的女伴不久之后就结婚了。

　　2001年TONY来到北京，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她从网上接触到了北京的“拉拉”群体。在安可的帮助下，她融入了酒吧举行的女同性恋聚会。

　　每周六来到这里参加聚会的“拉拉”，很多人都有与TONY相似的故事。一位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的聚会者告诉记者，她们中的不少人曾经认为自己何等不幸，竟然成为那种传说中的怪物，而她们在这个聚会当中首先得到的是一种鼓励：“你并不孤独。”

　　聚会的组织者安可对聚会寄予的期望显然还要更高。

　　安可，39岁，来自教育行业，另一个并不公开的身份是在拉拉圈内颇有影响力的“北京拉拉沙龙”活动的组织者。在去年11月，她组织了这个被她称为“成熟拉拉专场”的活动，同时相应的网站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北京“拉拉”的聚集地。

　　像每一个聚会来客一样，安可并不轻易透露自己的经历，但乐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早在高中的时候，安可就喜欢一位女同学，那时的她已经含糊地听说过同性恋这个说法，但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行为和“同性恋”联系起来，似乎只有在喜欢的人不接受自己的时候，她才会去想想社会压力的存在。安可认为，有些女孩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然后为之焦虑万分。然而这种焦虑和空想，并不能帮助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更多了解，而社会强加在每一个同性恋者身上的罪恶感，并不能够减少同性恋的产生，只是对同性恋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而已。

　　接受记者采访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认为自己曾经被先天性的少数人身份所苦恼，一直希望得到一个可以和同类人交流的机会。

　　2004年9月，安可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留学回来的小闲，讨论中觉得以前以表演为主的晚场活动太吵太闹，于是产生了给一些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做一个专场活动的想法，初衷是希望每周有个时间坐在一起聊聊，这样可以帮助交友，交流心情，看看电影，有个一起放松的地方。

　　安可是组织者，小闲则作为讨论活动的主持人。经历十年的组织化过程

　　和TONY一样，小闲有过青春期爱慕的同性对象，但在大学里才开始与同性拥有实质性的爱人关系。因为“同性恋恐惧”（惧怕自己成为同性恋，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曾经尝试进入“正常的”生活，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她的改变是在1997年去美国留学以后，大学里的同性恋学生小组以及本地的同性恋报刊，使她开始不再回避自己的性取向。

　　按小闲的看法，目前所知中国大陆最早的女同性恋公开活动，可以追溯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少数与国外有联系的北京“拉拉”，在世妇会讨论女同性恋问题的相关单元，有过一次聚会，算是大陆女同性恋活动的初试啼声。此后至1998年期间，似乎只有一名在京的30岁英国女人苏茜和友人，在自己家里举办过一些秘密的小型聚会和交友沙龙。

　　1998年夏，一些男性同性恋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同性恋秘密会议，在30多名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参加者中，有不足10名女性同性恋者。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关于组织化的问题。

　　两个月后，有30余人参加的女同性恋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如何成立组织和展开活动。“北京姐妹小组”是这次会议的结果，它的活动时间是在1998年底至2001年5月。小组有自己的办公室，每个月召开一到两次讨论会，并开通了大陆第一条女同性恋热线，做了一份名为《天空》的女同性恋杂志。这份不幸的杂志在小组存在的三年中一共做了4期。在得到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以后，小组计划在2001年4月至5月召开首届女同志文化节，这个离经叛道的活动经过两个月的策划，在开幕前夜被取缔，原来准备的影视观摩、舞台剧、时装表演和文化讨论，也仅仅出现在计划书上。

　　2004年小闲回国之后，在2005年初组织成立“同语”，这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公益性小组。在“同语”的宣传册扉页上，写着她们的宗旨“平等，多元，和谐”。

　　现在的“同语”有两条女同志热线，在每个周日下午2点至5点开通，保持着每月30个以上电话的访问量。小组中的妇科学生为“拉拉”提供医学帮助，收集和翻译国外的“拉拉”保健资料，做健康讲座。“同语”从一开始就受到不小的关注，已经在北京大学和“博客中国”参与过特邀沙龙，并接受过DR丹麦国家广播电台、BBC英国广播电台和《南华早报》等媒体的采访。脚踏实地争取权利

　　假如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活动开始算起，大陆的同性恋组织化和公开化进程已逾10年，相对于数十个半公开的男性同性恋组织，和学界对男性同性恋的广泛关注，总体来说，“拉拉”组织到今天仍然基本处于沉默和尴尬的境地。

　　小闲总结以前的教训认为，或许是因为大家太理想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等观念相联系，所以遭到较大社会阻力。小闲认为，必须采取更为妥协的方式，不必急于要求结婚等权利的一步到位，而应先去了解现实的处境和社会的态度，并渐进地反映自己的需求，直到最终“浮出历史地表”，达到社会观念的改变。

　　而小闲则向记者澄清一个长期的误解：似乎同性恋者的性都是放纵的。她说，事实上同性恋者之间的感情和异性恋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很多同性恋者甚至觉得自己更加专一，更加希望找到天长地久的伴侣。

　　小闲认为中国内地对同性恋的关注太少，而且基本都集中于艾滋病的预防方面。由于“拉拉”群体没有男同性恋有那么强的艾滋病压力，所以得到的关注便更为稀少。说到此，小闲流露出对媒体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她希望媒体对此做出报道，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她们；另一方面又害怕报道以偏盖全，反而使人们更增加对“拉拉”的认识误差。

　　小闲建议记者不要提及她曾经就读的大学和所学的专业，因为她的父母一直为她的生活方式忧虑。

　　“所以我说，”小闲笑笑说，“我也是在帮助我自己。”（文中所提到女同性恋者名字均为在圈内的称呼）（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文/孙冉）

　　进入大学课堂的同性恋研究

　　2005年9月的新学期，复旦大学本科生公选课中将会出现《同性恋研究》这门新开设的课程。据开课老师、社会学系孙中欣博士介绍，这个既定名额为100名学生的课程，选课伊始就被选满了，很多学生因为选不上课而惋惜。两年前复旦公共卫生学院曾开设另一门与同性恋相关的课程《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该课程虽然只是面向4名硕士生的，却在两年内吸引了1745名学生来旁听。

　　2003年，当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燕宁教授开设《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时，本意是为进行预防艾滋病教育，同时也想给医学院的学生补补人文和社会科学课。

　　在第一节课上，高燕宁教授曾问学生，如果从同性恋的角度来预防艾滋病，你知道同性恋在哪里吗？你知道如何和他们打交道吗？你知道怎么说服他们用避孕套吗？“如果医学上连这个都不知道再谈预防艾滋病，实际上是被架空的，所以我想让医学院的学生对同性恋这个群体增加了解，这样才能在他们日后的工作里更好地做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大部分的学生在上课之前从来没见过同性恋，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活生生的感受，很多学生听完课变得更宽容了，这是我们开课前也没有预料到的。”想到当初为了开设这门课，复旦研究生院和公共卫生学院考虑再三都无法决定、上报到学校党委才获得特批通过的艰难，如今这个变化令高燕宁教授感到非常欣慰。

　　如今，随着《同性恋研究》课程的开设，这一涉及性取向和性别研究的课程将会介绍给更多的学生，“即使学生是出于好奇来选择这门课程，也并不是坏事，如果因为好奇而能让更多的学生投入这个研究领域，对学术是非常有好处的。”孙中欣博士告诉记者，“我并不担心一百人的大课上同学们展开激烈的争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在争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能听到别人的声音，这也是一种学习和进步。”（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文/郑楚）新闻来源：新消息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