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驰骋杀敌无数——东纵的抗战岁月

　　纪实文学

　　张黎明　著

　　听说你一开始是副机枪手？

　　他一面瞪眼睛一面笑:是正的，我从来都是正机枪手，我是班长，王喜是副班长。机枪手一定要党员，我是党员。机关枪是叶挺送过来的，我原来是叶挺警卫连的，也跟过来新编大队。

　　访问了许多人，终于有一个叶挺警卫连的。

　　我访问的老战士中，十个有九个都说东移的辛苦，尤其是斧头山。有一个说不苦，那就是吕苏。我吃了一惊，不会逞英雄吧？都说苦偏偏你不苦？

　　他一脸诧异，连连说了几个不苦，他还扬起两只手，画半圆那样在我面前摆，直到我点头相信他真的不苦。

　　他耕田出生，的确没有人家说的辛苦，一晚就爬上斧头山了，还托着机关枪，靠身体好和年轻。斧头山好高，也没有饭吃，到了山顶用口盅煲饭吃，口盅好重要。到了斧头山，还用金塔盖(客家人装死人骨头的坛子盖)煲番薯，金塔盖很干净的，山上有老百姓种的番薯。

　　我说，那你们不是偷老百姓的番薯？

　　他摇头，我们给钱的。煲完番薯，我们把金塔盖盖回去，一样好好的，呵呵。

　　你为什么要参加游击队？

　　我做木屐的，100对1元钱。我一天做60对，6毛钱很好了。我的工友樊炳坤整日讲新四军，我不知道他是党员，他在榴花塔战斗牺牲了。1938年，东莞组织常备队壮丁队，队里有三种人:补鞋、理发、做木屐的，东纵就靠着这批骨干。我认识了好多人，陈闯、何与成、梁正、古素文等等，好多都是中学生，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训练的时候还有军装，有100多人。没有枪，后来发了枪在鹧鸪岭练打枪。打日本仔，我在茶山打了第一仗，是开始割禾的时候。发给我100发子弹，哗哗哗，打了七八十粒子弹，打退了日本仔。

　　他始终没有说出恨日本人，也没有说出恨的理由。很多有文化的老东纵战士一下子都说出这个恨字，或许吕苏参加游击队的理由只是一种氛围——同仇敌忾的抗日的氛围足够让他端起机关枪，把日本军的大队长扫落马下。

　　你第一次打仗，怕吗？

　　不，我不惊。没有人惊。

　　问起他离休前的职务，他说他是解放军42军。什么职务？没想到他竟然有点不好意思，说他是团长，还说自己是现役军人，说着跑进里屋拿出个军人证，翻开一页，让我看。转业后干什么呢？他嘿嘿嘿好像堵住的水管，不怎么顺畅的说广东省建设银行，当副行长。话一说完，他就补充说自己不懂这个。

　　他手执自己的军人证，那保存得好好的军人证，看得出他极留恋自己的戎马生涯。

　　想为他拍一张照片，86岁的老人想想又跑到里屋，胳膊上搭着一件西装和西装里面的白衬衣，出来了，举起手，他把自己套进西装里头，端端正正站在镜头面前。照出来的他很板正，嘴巴闭得一丝缝隙也没有，一点也不像他。他没换上西装的时候多灵动，幸好我拍下了一张。

　　那才是他，一个生动的人。

　　东纵老战士严英采访实录(原广东省顺德县武装部政委)

　　严英，佛山军分区干休所的东纵老战士。

　　听说他早年也从马来西亚回来，我心里有了几分把握:你是吉隆坡队的吗？

　　不，我是两才队的。我一愣，绝对高兴的一愣。东纵老战士里，还有活着的两才队队员！简直是大海捞针，我一直都在找，人们说黄志强、颜金榜，我知道，他们都牺牲了。活着的还有谁？问过无数人，没有，线索也没有，渐渐不抱希望了——真没想到踏破铁鞋无处找，得来全不费功夫。

　　“两才队”队员，也就是第一批从马来西亚回东江抗日的华侨青年。两才队不像吉隆坡队人数多，也不像文森队全都是女性。两才队原本是马来西亚抗日的“蜜蜂”剧团，回到东江宣传抗日如鱼得水。

　　早在曾生、王作尧部队被迫东移前，国民党的军队就向东团开刀，1940年2月，武装包围东团博罗队响水队部，6月包围惠阳队淡水队部，两批队员都被押解韶关。这时候，两才队仍然坚守惠州团部，他们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散发传单，反对迫害抗日的华侨青年。7月，国民党突然包围两才队驻地，层层搜查，无中生有地搜出几个手榴弹，捏造成私藏军火，阴谋暴动的罪证。两才队11人全部逮捕，关在惠州监狱。南阳惠侨总会和广大华侨愤怒极了，纷纷致电国民党当局，经过黄伯才等华侨们一个多月努力，两才队全体队员获释。但两才队也被迫解散。

　　这段日子，正是曾生王作尧被迫东移的时期。

　　1940年秋天，曾生王作尧的部队回到惠东宝地区，两才队部分队员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严英的家很宽阔，南面的大玻璃窗和北面的推拉门，坐在三四十平米的客厅，从南到北的光线打你的身上穿过，这种通透的现代感在老战士家里不多见。然而，大茶几面前却有两张特小的藤椅，朴实的小椅像并蒂莲。他和妻子叶玉银(东纵老战士)一人一张。

　　这个家很整洁和没有一丝杂乱，就像他的说话:

　　我简单讲，我是海南人，我今年86岁。1936年从海南到马来西亚谋生，打工。我在吉隆坡当锡矿工人，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参加马共领导的蜜蜂剧团。

　　演出什么？歌剧等等。

　　你演什么？这时候，他迟疑了，本来说得像扬帆的船十分顺畅，不想没风了。

　　我抬头看他，他的眼睛定格了几秒，嘿嘿，像笑也像干咳。叶玉银笑:他演日本仔！哈！他像。

　　我情不自禁看他，并笑了:敦实的身材，宽阔的脑门，微黑的脸膛。他坐着，厚厚实实的矮个子。电影上的日本人大多这个模式。哈哈！他自己朗声笑。

　　严英知道自己——矮，我矮，家里穷，没有东西吃，所以矮。演日本仔，我想不通。我人虽然不像日本仔，可一打扮就像日本仔了。队长黄志强做我的工作，说激发老百姓的愤怒，扮演得越像，人民越憎恨日本仔。我通了，演得很像。台下的老百姓用石头砸我，还喊“打死这个日本仔！”演出完，老百姓还在背后指我，这个死日本仔！我又不通了，黄志强再做工作，他对老百姓说，这是假扮的，不是真的日本仔。

　　我们到工厂农村等地演出，宣传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没有钱，我出力。1939年3月，张郁才、黄伯才组织两才队，我们蜜蜂剧团改名“两才队”。我就回中国了。

　　叶玉银突然提醒:你原名严世风。对，我改名严英。

　　我们在惠阳演出的时候，很受欢迎，很热烈。有些青年和我说，现在兵荒马乱，你们爱国青年回来，国家不会亡，我们不怕日本仔。我很受鼓舞。我们到淡水等地宣传抗日，教老百姓唱抗日歌曲，救助缺医少穿的老百姓，我们这样做有什么罪？

　　后来，国民党在惠州把我们抓起来，我们问:我们华侨抗日救国有什么罪？我们罢食，华侨也派人来和国民党交涉，终于释放了我们。

　　1940年秋天，我和黄志强、叶志强、颜金榜到东莞大岭山参加了曾生的游击队。颜金榜个子高，年轻活泼，他是唱歌的，我们是好朋友。有一次大岭山战斗，他抢占山头，腹部受伤，一声也不叫，后来流血过多，走了。听到颜金榜牺牲的消息，我暗自流眼泪，因为我在大王岭以教书的名义搞情报工作，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

　　史料这样记载:黄志强任短枪队队长，民运组长，1942年下半年在战斗中牺牲。颜金榜在第三大队一中队当政治战士，与日伪军作战勇敢，1941年9月在掩护主力撤退中牺牲。

　　1941年，我才正式来到连队，在大华队当政治服务员，1943年当指导员……从这以后，严英南征北战，从没有离开过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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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东纵老战士严英与他的妻子叶玉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