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抓住盗车贼急寻丢车人

　　【南京日报报道】　一个骑着偷来的摩托车的男子，被警方抓获后，交代共偷了4辆摩托车和助力车。但警方调查发现，该男子交代的这4起窃案没有一个失主报警。昨天，警方通过本报急寻丢车市民。本月9日，鼓楼公安分局中央门派出所民警在例行盘查时，发现一个骑无牌黑色摩托车的男青年形迹可疑。民警将其拦下后，发现摩托车车锁有被撬痕迹。民警还在这名男青年身上，搜出5把不同型号的三角锥，这是偷车贼常用的作案工具。男青年很快交代，这辆摩托车是他在省中医院附近的人行道上偷的。经审查，该男青年姓张，是下关一

家饭店的厨师。张某的收入本来还可以，但最近谈了个女朋友，手头比较拮据，就干起了偷车勾当。据张某交代，除了这辆摩托车，今年7月20日至8月9日，他还先后偷了3辆助力车和摩托车。所盗4辆车的作案地点和车辆类型分别是：五台山体育馆北门人行道，小天使助力车；湖北路苏果超市对面人行道，小天使助力车；古平岗20号院内，金城摩托车；省中医院旁边人行道，黑色摩托车。其中，前3辆车已被他低价转卖。张某还带着民警去作案现场进行了指认，并详细交代了作案过程。车辆被窃，只要失主报案，全市公安机关都可通过警务综合平台查询到相关信息。然而，民警将这4辆车的信息上网查询，发现没有人报失，也查不到和失主有关的信息。民警在相关发案地点张贴告示，至今无人前来认领。昨天，中央门派出所委托本报发布“寻找丢车人”信息，希望在上述地点丢车的市民向警方报案，报警电话86010219，联系人是郭警官。

　　民警细说找失主缘由——

　　“无失主印证，偷盗行为不能确认”

　　小偷已经交代偷了4辆车，警察为什么非要寻找失主？昨天，中央门派出所民警向记者讲出其中原委：“找不到失主，就不能说他是小偷。”据民警介绍，张某被抓时所骑的摩托车可以确定是他偷的，张某对此也承认。而且，张某对作案过程、车辆型号等信息交代得都很详细。但是，警方还是认为，仅凭张某的口供，并不能认定是他实施了盗窃行为，必须有其他证据对此进行印证。民警说，如果车辆失窃后，失主及时报案，这一证据就可以与张某的口供相印证，认定张某是小偷。否则，即使张某详细交代了作案过程，并交代了其他几起窃案，警方都不能以涉嫌盗窃的罪名将他移送起诉；即使诉至法院，张某一旦翻供，盗窃罪名仍不成立。为此，警方在案发地点张贴告示，并请媒体协助，以求尽快找到失主。警方分析，如果张某交代的这些窃案属实，失主没有报案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情况就是失主不愿报案。据张某交代，他偷的这些车都没有牌照，失主可能抱着“丢了就丢了”的心态，自认倒霉，不到公安机关报案；另一种情况就是“贼偷贼”，即这些车辆本来就是赃物，是别的窃贼作案后转移停放在案发地点的，自然无人报案。警方希望近期在上述地点丢车的市民，尽快到派出所报案。这样，不仅能领回被盗车，减少损失，同时也有助于警方尽快将盗车贼送上被告席。

　　南大法学院教授许江谈“警方寻失主”——

　　口供并非“证据之王”

　　派出所委托媒体发布消息寻找失主，引起法律界人士的关注。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三江学院法律系主任许江表示，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在本案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许江介绍，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是不能定案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警方寻找失主的举措正是在严格执行这一法律规定。许江说，由于历史原因，国内在办刑事案件方面存在重口供现象，甚至有人认为口供是“证据之王”，这是产生刑讯逼供、体罚逼供等恶行，并由此出现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但是，嫌疑人的口供有虚假的可能，而且容易在法庭上翻供。因此，我国在立法上历来主张“不轻信口供”。反之，即使没有被告人口供，只要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相互印证，同样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这就是所谓的“零口供”判决。许江认为，口供作为证据的一种，虽不能过分依赖，但也不能否认口供的重要证据价值。比较理想的情况是“由证到供”，也就是先把物证等其他证据固定下来，促使嫌疑人交代作案经过，这就需要办案人员转变观念，从对言词证据的依赖，转向对实物证据的重视。不过，警方刑侦部门一些人士则认为，由于技术水平、取证手段等方面的差距，有些案件对口供的依赖还很大，要实现真正的“由证到供”还有很大的难度。有刑警还打了个形象的比方：重口供容易“冤枉好人”，重物证容易“放纵坏人”，要实现平衡比较困难。中央门派出所的寻失主举措，就是在为实现这种平衡而努力。南京日报记者徐涛　实习生汪娜(编辑　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