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打破了社会常态

　　记者：有人说超级女声把观众“撕裂”了：有人喜欢得如痴如狂，有人大骂恶俗；有人做“玉米”，有人做“荔枝”。为什么公众对一档娱乐节目的看法，差别这么大？

　　喻国明：因为它打破了社会的常态，只有打破常态的东西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赞成也好，反对也好，痴迷也好，声嘶力竭地大骂也好，都是因为超级女声跟现存的规则或者内涵有很大的反差。

　　李银河：对一件事有特别特别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正常的社会都会这样，倒是对什么都特一致，是不正常的。这种东西毕竟无伤大雅，前一阵子足球不也是讨论的很厉害吗？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纯粹在娱乐领域，讨论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我倒是觉得很多事情不能讨论，是有问题的。超女抓住了民意

　　记者：据统计，超级女声收视份额创下国内第一，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由地方媒体占据首位。超级女声为什么能在全国弄出这么大动静？一个地方媒体凭借什么战胜了中央媒体？

　　喻国明：两个突出点：一个是它打破了原有选秀的规则和程序，过去选秀一定要问你的出身、你的经历、你的专业资格认证，而这一次，海选的整个过程不问出身，不问来由，只要愿意，谁都有机会参与。

　　还有就是对现有审美规则的打破：过去是欣赏式的审美、庙堂式的文化，现在是参与式的；过去是以单一的艺术标准来判断演员好不好，而现在关键不再是选出的这个人才艺到底有多高，或者说是不是绝对的高，而是这个人表现出来的综合的吸引大家的能力———多大程度上能引起争议，引起关注，成为了她能留下来的理由。

　　第二就是它特别善于用商业化的方式造势，来把它做成一项社会运动，把节目做成节目外的一场社会风尚、社会风潮。这跟媒介的市场化操作有关。

　　还有评委的评语，它完全可以做得更温和一点，更规范化一点，但为什么让评委的评语要有个性呢？就是为了制造话语，制造争论空间，而这样一种制造本身就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对于造势的人来说，不管你赞成不赞成，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只要引起波澜，引起争议，而且总的效果来说还不至于完全否定，它的目的就达到了。一场美学民选的预演

　　记者：有评论认为中国人把选举的热情，都用在超级女声身上了。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喻国明：不能完全等同。但毕竟中国能够实际的完全用投票的方式进行选择，机会是比较少的。而中国人现在又接受了具有普适价值的游戏规则，像民主呀，平等呀。有了这种基本理念，总要通过某种方式释放出来，体现到生活里面。而超级女声的游戏规则设置里面，有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且是相对透明的游戏规则，使人们对自己的投票结果有自信。

　　朱大可：超级女声以“拇指投票”（手机投票）的方式开了“文化民选”的先河。在选择超女的进程中，中国民众卷入了选择和投票的狂欢。其状况之热烈，前所未有，犹如一场盛大的游戏。尽管计票程序远不够透明（这点需要立即改进），但它毕竟显露出了开放性社会的某些重要指征。

　　记者：有这样一场争论：一方坚持超级女声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兴起，一方认为超级女声只是一场游戏。

　　喻国明：它确实开启了一个先声。过去我们的老百姓都是非常被动的，非常听吆喝的状态，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独立的主张和自己行为的独立判断空间。而这一次游戏规则的改变触动了人们深层次的价值渴望———我也是个人，我需要有我自己价值表现的空间，我也要参与社会的表达。尽管这种表达层面是不一样的，但文艺这样一种层次，按照马克思的话说，“她是最具有本能的反应社会诉求的一种性质或者是征兆”。

　　朱大可：超级女声是一场美学民选的预演。它首次允许民众参选、投票和建构自己的偶像体系。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化本身。

　　记者：超级女声进程中，出现了粉丝联名“罢免评委”事件。有评论认为这将起到民主启蒙作用。你是否赞成这个观点？

　　喻国明：这都是一些民主参与的萌芽吧，因为评委在这样的游戏规则当中是权力的行使者，当权力行使者不能代表民意的时候，人们可能就对权力行使产生质疑。因为被留下的女生应该体现大家的某种审美和期待，但如果你不按照大家的游戏规则行事时，大家就会通过某种方式对你进行谴责，对你产生某种压力。

　　李银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人们体验到自己能够发出声音来了，自己的声音能够表达了，不管表达点什么吧，总之是表达了，而且奏效了，这对于人们摆脱无力感是一种帮助。（据《新京报》）

　　“超级女声”留下一串问号

　　结果毫无悬念：超人气选手李宇春摘得2005超级女声冠军头衔，实力唱将周笔畅、张靓颖位列亚军、季军。有人雀跃，有人失落，一场持续近半年的全民选秀狂欢终于落下帷幕。

　　无可质疑，“超女”成为了这个夏天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海选阶段无门槛的百态尽显，各唱区晋级赛中初露端倪的残忍PK，直至总决赛阶段满天飞舞的“黑幕说”、“内定说”、“粉丝团”互相攻击，一步步将一场全民娱乐推向高潮。

　　客观地讲，“超女”热背后，同样有大量的批评声音———恶俗、格调低、没有社会责任感。人们看到了，湖南一个叫曾依的女孩为了参加离家出走，后因减肥致死的悲剧，人们看到有女学生为了给喜爱的选手投票，在家庭较为困难的背景下不惜花费上千元，甚至有人一掷50万元买电话卡为选手短信投票———“超女”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并没有因为其正面价值的显露而消失。

　　但一位教育学家的话更加让人深思：“超女”热给孩子们留下了怎样的价值引导？它对我们的教育体系究竟带来了哪些思考？

　　这位专家认为，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超女”热在为参与者带来一种社会体验的同时，也反映出某种浮躁。当一事物明显超越应有边界，呈现过度的热力时，可能就是非正常的。

　　他同时认为，“超女”过热，也部分地反映了社会、学校、家庭教育的缺失。他说，有多少人认真研究、思考过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群究竟需要什么？去细细探究过她们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孩子热烈的参与、疯狂的追逐，可以看成是她们个性需求不能被满足时的一次情感释放。

　　正值暑期。记者看到，绝大多数的孩子正在忙着上“第三学期”的课，参加着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学校要的是成绩，家长要的是分数，她们需要的是“适应”。至于她们的精神家园，却正在或多或少地被忽视。

　　“超级女声”落幕了。可以肯定的是，靠一个充满争议的少女全民选秀活动尚不足以填补青少年严重缺失的情感、精神家园，比评价其成败得失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一扇思考的大门：我们该怎样为孩子们建构一个健康、丰富、开心的课余文化生活？———这扇大门期待着所有人走入。（据《工人日报》）

　　娱乐就是娱乐

　　记者：超级女声的批评中，声音最高的，就是低俗，缺乏社会责任感。而且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只要你热，就有人大骂你低俗、恶俗、格调不高，比如前几年被骂的“四大俗”。怎么看待一个娱乐节目、文化现象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怎么看待“低俗说”？

　　李银河：我觉得纯娱乐挺好，大家需要这样的东西。

　　在国外有教会老是对你进行道德的教育呀，导向呀，也举办很多大型的讲演会呀，可是娱乐就是纯娱乐，不能说纯娱乐就没有社会责任感了！因为这不是它要做的事。它要做的就是让人哈哈一乐。

　　喻国明：我觉得中国社会还缺少世俗化的过程。过去我们是一个所谓很高雅的社会，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纯粹追求最高理想，每个人都要做圣人，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一种类型，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文化状态的人，这不是和谐社会应该追求的所谓和而不同的社会。如果硬要不同的社会状态趋同，这实际上是对人性、人的本能、人的价值的最大侮蔑，这是最不人性的，最不道德的，最反动的，这是比那种庸俗化更值得谴责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被有些人斥之为庸俗的东西，历史证明，总有一些时期一些流行的、一些实际上被证明是精品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都被视为是下流的、不安全的、庸俗的。事实上，包括像李谷一当年唱的三峡的传说，现在听起来太正经了！

　　根本没什么东西！可当时就成了很敏感的一种唱法，现在想起来就很可笑。超级女声可能打破了人们某种传统的欣赏习惯和参与的游戏规则，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好的东西，不要用我们自己偏狭的没有改变的价值观念，去辨别一个新生事物。

　　记者：有观点认为，像木子美、芙蓉姐姐一样，超级女声也在宣扬一夜成名，误导孩子们一心做明星。

　　李银河：一个人想出名太自然了，这个东西绝对不能批判，你把这个批判了，人还有什么动力呀？所有的企业家都是为利呀，艺术家都是为名呀。怎么姜文、赵薇成名就可以，人家超级女声成名就不行了？

　　每个人出名都有它的道理，就是能人所不能。王晓波的小说怎么就成名了，你别人写呀，你写不过他呀，是不是？所以想成名本身没有错，但什么都不因为就成名，就不对了。对待超女要宽容

　　新京报：有人提出，鉴于超级女声低俗的格调，应该尽快封杀掉。你认为，对待一种争议比较大的非常态文化现象，应该持什么态度？

　　李银河：怎么能去扼杀它呢？而且好像也扼杀不掉吧。不能人家好了，你就嫉妒，想给人家封杀掉，这样也太低俗了吧，我觉得会不得人心的。

　　喻国明：对待新生事物需要观察。当然，可以有必要的文艺批评，这没有问题，但要在正常的状态之下，不要使用文化以外的力量去做这种事情。

　　超级女声有一些具体的因果链条中不太令人满意的现象出现，但这种东西是可以通过某种制度设计。

　　朱大可：我觉得应该持一种费厄泼赖精神，也就是文化宽容，应该是观众的道德底线。基于常年的社会冲突，中国民众并不缺乏批判精神和战斗激情，但需要宽容精神来加以制衡，正如仇恨需要仁爱加以调和一样。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宽容不但应是我们对待超女的基本立场，而且也将成为疗治社会病态的美妙解药。不能给大众文化扣帽子

　　记者：总的来看，你觉得超级女声成功吗？

　　喻国明：我觉得是成功的，它被这么多人关注本身就是成功的一个标志，而且迄今为止，它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本身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人说的堕落化的，超级女声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前景，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化的萌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物。

　　记者：放在时代背景下看，能不能给超级女声一个概括性的评价？

　　喻国明：超级女声至少是近年来社会文化领域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它标志着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的打破———精英文化是惟一的，而大众文化是兼容并存的，所以这是游戏规则的深刻改变，我们要适应这样一个改变。

　　在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用兼容的、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一些文化现象。当然主张积极的文化批评，但绝不是用行政权力，或者扣帽子的方式来对待大众文化。就像我们要尊重批评者的意见一样，批评者也要尊重我们的审美，我们的选择。（据《新京报》）新闻来源：现代生活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