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帝王政治“隔代亲”背后的真相(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29日10:11 东北新闻网

　　作者：孙克诚

　　帝王世系大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据王国维诸先生考证，源自西周，始作俑者为“制礼作乐”的周公。立长不立贤，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摈弃后天的人为选择，嫡长子制自有优势所在。起码可以有效地防止继承人在选贤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矫装伪饰、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相互倾轧以及由此引发的内耗离心与崩解骚乱，给心怀异志、觑觎国器者以可乘之机。而帝王政治中据鼎秉权者的新旧交替是一姓王权生命中的薄弱环节，如何平稳地、安全地交接政权向来是历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立长制以先天既定性让选贤制下有机会者心无异想而安其分守其责，是防范乱自内作的屏障。尽管它也有虚弱的命门，如继位者少幼时政权的旁落宦官、外戚与母后，但王位继承人的立嫡制自西周以来至明代基本上无可动摇。

　　由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清朝却是例外。清入关后，在皇位的承继上别于前朝，采用的是立贤制，即诸皇子均是候选人，择其贤能者立为皇储。表面上看来，这颇与现代的人才择优理念相符，而实际上的中选者只是取决于父皇的合意与否。欣悦于万人不如取悦于一人，因此诸皇子间竞争激烈之程度可想而知。而有幸承接帝位者，忘形的得意后掩饰不住的是极度扭曲心灵的累累伤痕——可见皇帝们常有的暴戾无常的言行实是大有理由的。同时关于在位者的流言也多有，在宫廷与坊间暗暗播布。例如雍正帝，在他峨峨金銮殿煌煌宝座的背后，弑父逐弟鸠子的阴影终其一生不散。“传位于四皇子”还是“传位十四皇子”，民间流传的篡诏矫命之说眉目甚细。因为四阿哥胤祯(雍正)不是诸位阿哥中最优秀者，他的承接大统引起了朝野无尽的善意或恶意的揣度。

　　于是有一种替雍正辩解的说法流传：清圣祖康熙帝非常喜爱天资聪慧的孙子弘历(乾隆)，其情殷殷甚于爱诸子。为确保帝位将来某日传与孙子，四子胤祯父因子贵被确立为皇位承继者。因此雍正不过是王权承继的一个过渡。乾隆盛世清室中兴，继位的乾隆帝的确没有辜负皇爷爷的厚望，成为一代有为名君。乾隆帝一生对祖父的恭敬、崇拜之心也眷眷可表，在登基六十年时，为免于超过康熙祖在位六十一年而显不敬，便下诏逊位于嘉庆，甘做太上皇。祖孙情浓明明可鉴，民间伦理关系中所谓的祖孙“隔代亲”在帝王政治中也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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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弗洛伊德理论，子对父的反父情结源于本能，因为生活中的父子关系有时是处于进退无措的境地。在古代的权力场中，父子关系的对抗更是得以放大，宫廷里父子常是互存警惕之心的。太子势力坐大，就有逼宫之嫌，是深为父皇忌讳的。这似乎也有理，如唐代“安史之乱”的平定中，太子李亨势力逐渐壮大，最后径自称帝——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玄宗黯然失却帝位。倘若太子懦弱势微，有时也会面临废嫡立庶的危险，如汉高祖刘邦的太子刘盈(惠帝)就有过一段被父皇预以赵王如意替换的危机。后太子采取建议，与刘邦曾征召而不得的山野隐逸高士“商山四皓”往来甚密，使刘邦顾及到太子在民间的影响力，取消了重立太子之念。权力的绝对诱惑，让父子之亲心生罅隙，使亲情异化。历史上弑父自立者亦不乏其人，如隋炀帝，还有安禄山、史思明不也是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史朝义害了吗？父子相隔太近，彼此看得太清，在权力交接的漫长等待中，很可能让人失掉耐心去“抢班”。至于王权政治中的兄弟关系就更不可信了，李世民为了皇位杀兄灭弟的“玄武门之变”，不就是对着自己的手足大加杀戮吗？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二人协力打下天下，却不能共享天下，夜里兄弟共饮，晨则宣告兄驾崩、弟登位，惟余这夜幕里的“烛光斧影”给后人留下无尽的猜疑。

　　似乎只有这康熙、乾隆祖孙的“隔代亲”少了点利害，多了些温情，给了人们些许言说的羡意。当然，类似的帝王政治“隔代亲”历史上也曾有过，但它却是悲剧。例如，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东征西讨定鼎天下后，在确定接班人问题上的失策即埋下了动乱隐患。应该说诸位皇子中，四子燕王朱棣征讨安邦、威伏四夷对于明朝开国功劳甚大。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按说，建国之始，诸王子中择其贤能者以承大统也不为过，嫡长子继承制历朝历代也都有所权变，可太祖元璋不知出于何因，硬要坚持嫡长子继承制，于是立了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或许心中的猜疑畏虑让朱元璋对于儿辈有所防，而祖孙的“隔代亲”让他心有所安，故此舍儿取孙。朱允炆君临天下，试想燕王怎肯对黄口小儿俯首称臣？“靖难之役”起，很快南京陷落，建文帝朱允炆穿袈裟、揣度牒，“大地山河一担挑，四大皆空相”，凄凄惶惶逃离了京都，杳杳渺渺不知所终，叔父终夺了侄子的天下。(书屋)[编辑：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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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贤也罢，立嫡也罢，一家之天下的王权政治，政出一人，在上之意总是成为裁量定夺的标准。一驾注定坠崖的马车，驾车人上上下下的更替变化，挽救不了必然覆亡的命运。兴也勃，衰也忽，贤与不肖者，几次三番的更迭，百姓或得点实惠，或离乱遭殃。然而一姓一朝，生之始，亡之起，既定的轨道，王权的交替，关乎百姓何事？诚如张养浩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多是帝王政治的实质。权柄的牢牢秉握与稳妥交接是帝王们的念念不释，这期望却每每落空。往事犹可鉴，回头看去，这宫廷里曾有过的祖孙间一丝温情的亮色，也被涂抹上了一层凄迷的暗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旺，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朝代更替之际痛苦思索之后写在《明夷待访录》中的句子，确实道出了社会的实质。可这又怎么会被王朝时代的君主们理喻呢？

　　发现之旅：谥号——古代帝王大臣的一道紧箍咒

　　东方网-文汇报

　　作家柏杨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四大无聊，“谥号”是其一(另三大无聊是“年号”、“正统”和“避讳”)。从总体上看，站在终点看谥号，可谓无聊，而又不仅仅是无聊。

　　纵向地看，它开始有些积极意义：促使帝王大臣少作恶多为国为民立功，后来才演变成无聊、可笑，保护没落的封建制度。正如那句名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行出于己名出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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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包括其它地位很高的人)按其生平事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始于西周。周公旦和姜子牙有大功于周室，死后获谥。这是谥法之始。《周礼》说：“小丧赐谥。”小丧，死后一段时间。《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也。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

　　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谥号带有评判性，相当于盖棺定论。

　　谥号来自于谥法。谥法规定了若干个有固定涵义的字，大致分为三类：属表扬的有：文、武、景、烈、昭、穆等；属于批评的有：炀、历、灵等；属于同情的有：哀、怀、愍、悼等。

　　如，楚怀王的“怀”表示“慈仁短折”。前者称为上谥、美谥；中者称为下谥，恶谥；后者称为中谥。一九二六年六月，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身亡，溥仪“诏”谥“忠悫”，墓碑上刻着“王忠悫公”。悫：诚实。陈寅恪在其碑文中说：“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恐思想不自由，是王国维寻死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谥号制度的终点。

　　恶谥是后来才有的——人们渐渐觉察到，有些帝王大臣不是好人，有一些还很可恨。周厉王在“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他是一个贪婪的君主，“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后来死在了那里。《召公谏厉王弥谤》是先秦历史散文名篇，选进了多种课本。本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厉王的专制残暴。

　　隋炀帝的“炀”表示“好内怠政”、“外内从乱”，是他被缢杀当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加的。( 书屋) [编辑：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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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皇倨傲废谥法

　　秦代皇帝嬴政看到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因此把它废除了。他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就将“皇”、“帝”连起来开始称“皇帝”。“皇帝”比上谥更加溢美，所以历朝最高统治者欣然接受。西汉又恢复了谥号。

　　谥号的字数，从一个字开始，发展到后来用好多个字，简直成了褒义词堆砌。武则天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即自己定谥的先例。其实质由客观地评判变成了一味地溢美，字数的增加是溢美程度的发展。唐代对殁世皇帝简称谥号。明朝皇帝谥号十七字。清朝皇帝谥号为廿一字。字数这么多，当然就无法当名字叫了，只是在特定场合用。

　　曹操求“文”反得“武”

　　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谥法大体上还公正，甚至连皇帝也左右不了。比如曹操一心想做周文王，以体现自己的文治武功，他梦寐以求的“文”表示具有“经天纬地”的才能或者“道德博后”、“勤学好问”的品德。但后人偏偏谥之为魏武帝。根据谥法，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夸志多穷为武。

　　曹操这个谥号是在儿子做江山的时候定下来的。儿子即使想给老子涂脂抹粉也做不到。到后来就变成对死者的吹捧，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曹操想到做不到，后来的皇帝真是心想事成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制度建立以后，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完善。随着中国封建制度一步步走向没落，一些好的制度如加谥，也变质了。发现之旅：中国历史上为何总是君子斗不过小人光明日报(书屋)[编辑：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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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3:41 东北新闻网

　　作者：黄朴民

　　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宝座，消弥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这时朝廷上下往往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而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像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70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再如唐代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受命扼守潼关，针对叛军兵锋甚锐、来势凶猛的实情，持重待机，坚壁不战。这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战略部署，如能贯彻，则潼关或许可保，唐明皇或许不必“千乘万骑西南行”，逃往四川做“太上皇”了。可是几个奸佞之徒一搅和，唐明皇居然给高、封二人安上丧师失地、畏葸不战的罪名，残忍杀害，结果造成军心动摇，大势尽去，并逼得继任者哥舒翰为避免蹈高、封两人之覆辙，而投降了贼酋安禄山。潼关终于不守，京城长安终于落入叛军之手，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小人乱政、奸佞受宠的恶果一至于斯!(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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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像曹魏名将邓艾之死，是他的同僚、无耻小人钟会陷害的结果。邓艾率敢死将士翻越人迹罕至的崎岖阴平，出奇制胜，兵临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这让身为主帅、却顿兵挫锐于剑阁的钟会感到十分没有面子。这个当年曾经诬陷过大思想家嵇康、使之喋血刑场的恶人，此时妒火中烧，竟给邓艾父子安上“谋反”的罪名，擅加诛杀。所幸的是“天道有常，报应不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钟会自己也没有获得好下场，不久就死于心肠更歹毒的司马昭之手，罪名与邓艾相同，也是“谋反作乱”。而南齐名将、时任南兖州刺史的王敬则之死，则是他的东床快婿、著名诗人谢朓告密邀宠的结果。当时昏庸凶残的齐明帝对功臣王敬则颇有猜忌，王敬则忠而见疑，不免乎牢骚太盛，双方关系由此而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位文才超伦、佳诗如泉的谢朓诗人，为了摆脱干系，从皇帝那里讨一份残羹剩汤，遂不惜出卖亲情，向朝廷告发其岳丈大人“怀有异志”，致使王敬则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鬼。而谢朓却用岳丈大人的鲜血从朝廷那里换回一顶大大的官帽，被破格提升为尚书吏部郎。这位能写“二百年来无此诗”的大诗人，虽然才华横溢，甚至得到了李白的推崇，但是在人品上却不无污点，同样沾染了中国封建政治的恶习劣行——寡廉鲜耻，损人利己，投机钻营，落井下石。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封建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这正是中国封建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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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来源：东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