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诉讼：被累累白骨震憾的日本律师(组图)

福冈奴役劳工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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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

张文彬遗像

在对日诉讼中坚持11年义务打官司的中国律师康健

　　 央视《纪事》8月28日播出《对日诉讼(二)》，以下为节目内容：

    小野寺利孝，日本知名律师，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事件日本律师团团长，我们的拍摄也是由他和他所发起的诉讼开始的。

　　2004年3月，小野寺利孝和另一位日本律师南典男一起来黑龙江齐齐哈尔，他们将要在

这里做一次特殊的调查。小野寺说：“这个徽章是在取得律师资格的时候，日本律师联合会发给每个律师的证件，以证明这个人有律师资格，在这个徽章的后面有一个号码，我的号码是10600，这个号码只有一个，也就是说，这证明了我是日本战后第10600个律师。平常我不戴这个徽章，今天我戴了这个徽章，不仅仅是想证明我是一个律师，而是还想说明，我是带着这个徽章所承担的责任感在说话做事的。律师具有保护人权和主张社会正义的使命。”

　　在齐齐哈尔市北疆小区，两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挖出了5个铁桶，谁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五个铁桶，给40多名无辜的百姓带来了一场巨大的伤害，因为铁桶里装的，是被称为毒气之王的芥子气，这，就是两年前发生的8•4事件。

　　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发生了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毒剂伤人事件。导致我国44名公民受害，43人受伤，其中伤势最重的河南农民、30岁的李贵珍死亡。

　　2004年3月6日，40多名芥子气受害者自发组织了“齐齐哈尔‘8·4’事件原告团”，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责任，向中国受害者谢罪和赔偿。

　　这一次，两位日本律师就是接受了40多名原告的委托，专程赶到齐齐哈尔，为下一步的索赔诉讼作准备。

　　小野寺利孝：“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了解和收集大家的要求，然后，为了实现大家的这些要求，我们要同日本政府进行战斗。

　　“组成了原告团，组成了律师团，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官司就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因为，我们整个的诉讼过程都会是非常艰难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将要提起的这场诉讼，不仅仅是诉讼，更是一场战斗，我们起诉的对象是日本政府，代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日本政府，这个巨大的国家权力机构，日本政府，是我们的对手。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明确地跟大家说，提起诉讼的话，是需要很多钱的，一笔数目很大的钱。

　　“这么跟你们说也许不合适，即使我们向你们提出，支付这笔庞大的诉讼费用，你们也是付不出的。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律师团从战争后害者的你们手中，一块钱的代理费、诉讼费都没有收过，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我们律师团自己负担的。请大家想一想，中国的律师，如果你不出钱，还愿不愿意为你出庭辩护？不仅仅不要钱，还用自己的钱，为你出庭，为你辩护？这样的律师有多少呢？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追求金钱的世界。但我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正义而战，这点我们非常确信，但是也请大家理解，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

　　他们是日本律师，同时也是日本人，到底为什么，他们要无偿地付出自己的时间、金钱，替中国人打官司？

　　小野寺先生告诉我们，为中国战争受害者做代理人在日本打官司，是从他来中国访问开始的。

　　1994年，小野寺先生和日本法律家协会访华团一起访问中国，在这次访问中，先后到了沈阳、南京、平顶山等当年深受日军蹂躏的地方参观，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在中国的大地上，亲眼看到自己的父辈所犯下的罪行，用小野寺自己的话来说，他所受到的冲击，是做律师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小野寺：“对我来说，冲击最大的是参观平顶山惨案和

　　就是这种良心，促使小野寺先生下定决心，勇敢地面对这段历史，回国后，他发动了100多名日本律师，组成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事件日本律师团。

　　1995年，律师团宣告成立，这个团体的口号是：“战后50年，日本的良心被追问。”

　　从1995年8月开始，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事件日本律师团，一直为中国受害者无偿代理20多十起案件，其中包括花冈事件诉讼案、刘连仁劳工案、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诉讼案、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案、平顶山惨案案、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案等。

　　在和这些日本律师所接触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些日本人把自己的政府推上被告席，他们，到底爱不爱日本呢?

　　小野寺：“我当然爱我自己的祖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生我养我的是日本，我的父母不仅生了我，母亲还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的老母亲已经八十三岁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不爱自己的家人的呢？都是爱的呀。正因为我发自内心地热爱日本，所以我才希望日本能够很好地认识并改正自己的过去，最终成为中国人能够信赖的国家，我一直在为此而拼命努力。不达到这个目标我是决不罢休的。今年我已经六十三岁了，我希望再过数年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按日本的规定，在日本法庭上进行的诉讼，因此，在法庭上作代理人的必须是日本律师，与此同时，律师团所有的调查取证工作，都需要在中国进行。

　　但是，在中国，日本律师寻找当年的受害者，非常困难，而和这些受害者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就更难了。于是，日本律师团开始寻求中国律师的帮助。

　　大森典子——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团长，从1995年开始，在山西进行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取证。

　　大森典子：“我们想更好地解决问题，但是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受害者不愿意、或者说不敢把自己过去的那段痛苦说出来，不敢讲给世人听，也不敢站出来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为了改变这种人们的这种意识，让普通的受害者也安心地、大胆地站出来，讲述这些过去的事情，我们就希望能有一个中国的律师一起合作。”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日本女律师的代表，大森典子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向中国律师提出了协助调查的要求，那一天，北京的律师康健也在现场。

　　康健回忆说：“会议要结束时，日本律师大森典子提出，她们在中国正在调查

　　康健说：“没想到在会上，日本律师提出来一个我们最不想谈，也是最不能谈的话题，所以当时其他律师没有反应，当时冷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没有反应，太窝囊了，出于我自己的习惯，我说，作为一个法律问题不是不可以的，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来讨论，作为一个诉讼，不是不可以的，当时日本律师特别高兴。”

　　当时，康律师并没有想到，自己无意中的几句话，却引起了日本律师团极大的重视。

　　一个月以后，日本律师专程到北京来找康健谈，问她能不能介入这个事。康健一看他们认真了，她也认真要求与日本律师之间签协议，还要看他们写的起诉书，要看一下是真是假。康健心想，他一个日本人，代理中国人跟日本政府打官司，我们中国人那么痛恨否认历史的日本人，而你一个日本人却来介入打官司，会是抱着什么目的呢？是真的假的？

　　当时，日本律师要跟康健干杯喝酒，康健既不肯与日本人碰杯喝酒，也不给他倒酒，让日本人自己喝。康健说那次见面特别有意思。可能互相都在揣测，特逗。

　　就这样，在互相的猜测中，康健和日本律师一起开始了他们长达10年的合作。

　　康健：“开始我的同事都说我，你干吗和日本人合作？你干吗帮他们？我听了还挺生气，我说我不是在帮他们，我在帮受害者呢。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力，谁也不会没事干，拿出这么多钱，这么大的精力，来做这件事情。”

　　要把对日诉讼从黑发人打到白发人

　　2005年4月，以大森典子为团长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诉讼律师团，专程到山西，就案件的下一步进展，和山西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及子女进行交流。

　　从1995年开始，大森律师先后对山西十几位受过日军性暴力侵害的大娘进行过调查。

　　大森典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已经去世的侯巧莲大娘，刚开始接触大娘时，我是和一位日本男律师一起去的。对于侯巧莲大娘来说，那次可能是她在战后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尤其其中一个还是男的。调查中当我问到被强行抓到据点后发生了什么时，大娘突然放声大哭，看上去全身都僵硬了起来，那次见面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可能是她受到伤害后留下了后遗症，而我们的出现又使她回想起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特别是要在一个日本男性的面前讲述自己受伤害的历史，大娘是非常紧张的。对于我来说，作为日本人感受更加强烈，能深刻感到她们内心的那种恐惧。”

　　侯巧莲：“想起以前的事情，我实在是痛苦，我当时太小，我受的罪，我才是一个14岁的娃娃。我不能受那个罪，我受了那个罪，就痛苦的不行。”

　　她，就是侯巧莲大娘，这是她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留下的一段资料。

　　1942年，侯巧莲所在的山西盂县进圭村，驻扎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大约120人。日军驻扎下来之后，开始抓捕村子里的女人，关在窑洞里，以供他们发泄兽欲。

　　侯巧莲被抓到窑洞里的时候，才刚刚14岁。

　　当时日本兵对她们的侮辱、摧残，无法用语言表达。不到半个月，这些受害妇女全身都肿了，每天都不能穿衣服。回家的时候连毛驴都不能坐，根本就走不了路，坐也不能坐，有的是背回来的，有的是用箩筐给抬回来的。

　　在那个院子里，共有30多个妇女被抓来遭受日军的蹂躏，对于自己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在战后50年，侯巧莲大娘一直不愿提起，甚至连自己的孩子和老伴也始终不知道细节。孩子都不知道细节，家里人说他是疯子，一说开会就往厕所跑，因为当时抓她的时候就是说去开会，开会是他最害怕的。

　　1996年2月23日，侯巧莲和另一位大娘郭喜翠一起，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道歉，并给予经济赔偿。

　　从起诉到一审判决，经历了6年的时间，但是，侯巧莲大娘没能等到判决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