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诉讼：被累累白骨震憾的日本律师(2)

　　1999年4月，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侯巧莲大娘因病去世。

　　对于康健律师来说，侯巧莲的去世，也给她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2002年3月26日，侯巧莲大娘去世3年之后，东京地方法院对她们的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驳回侯巧莲、郭喜翠大娘的诉讼请求，原告败诉。

　　2005年3月16日，和侯巧莲一起提起诉讼的，79岁的郭喜翠大娘来到北京，她将飞往日本，参加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

　　200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做出判决：驳回候巧莲、郭喜翠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诉讼请求。

　　在侯巧莲大娘去世6年之后，她和郭喜翠大娘的的官司再次败诉。

　　从1995年开始，以大森律师为团长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诉讼律师团已经进行了10年的努力，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起这类案件胜诉。

　　对日本律师团来说，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和本国政府打官司，把诉讼的矛头直指日本政府，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在日本法律和现行司法制度上遇到的障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

　　日本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最长的为二十年，而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提起诉讼的时候，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间。

　　此外，在战前的日本，有一条不成文的法理，叫“国家无答责”。意思是，对于个人受到的损害，国家不具有赔偿的义务，这是在明治时期，基于天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思想，而产生的一则法理。战后，这则法理虽然不存在了，但日本政府仍援用这一不复存在的法理来抗辩，以推卸责任。

　　如果严格依照日本现行法律，所有的索赔诉讼获胜的可能性都非常小。

　　也就是因为深知这一点，团长小野寺利孝在10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要从黑头发打到白头发。

　　小野寺：“前不久，我见到了平顶山案件中的原告苏方荣，当时我们把我和她十年前初次相见的照片作为证据提供给了法院。从这个证据照片看，当时我的头发还是黑黝黝的，脸也还是非常年轻非常精神的，现在十年过去了，人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头发也白了，皮肤也粗糙了，年华也老去了，真是让人感叹岁月的变迁。”

　　在这场漫长的诉讼中，和日本律师一样，中国的康健律师也整整坚持了10年，10年来，她共接手了10几件案件，每一件都占用了她很大的精力。

　　康健：“曾经有过，想不干了，干吗呀，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但这个念头很快也就消，失了，最多半天就消失了。因为凭良心讲，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中国人，律师，这么重大的损害案件，你就让他放任不管，漠视他，我觉得从良心上说不过去。”

　　小标题：对日诉讼里的中国律师只有4位

　　2004年9月19日，康健和日本律师一起赶往河北唐山，那里将有一批中国劳工开始新的诉讼， 10年来，尽管每一场诉讼，道路都非常艰难，但是，中日律师和中国受害者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的脚步。

　　2004年6月，小野寺利孝等日本律师第二次来到齐齐哈尔，对8•4事件做进一步的调查。

　　陪同日本律师一起调查的还有中国律师苏向祥，他也是在1995年开始和日本律师一起合作的，和康健一样，成为最早接触对日诉讼案件的中国律师。和这些日本律师接触几次之后，苏律师发现了一些他事先没有想到的事情。

　　苏向祥：“在中国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多就是你打官司达不起，我免收你的代理费，但交通费、调查取证费你还是要承担的。但是日本律师不仅不要求委托人承担律师费，甚至不承担任何费用，所以让我非常吃惊。”

　　4个月之后的2004年11月，我们在齐齐哈尔又见到了日本律师团。这也是在2004年一年中，日本律师团第三次来齐齐哈尔，对8•4事件进行调查。

　　这一次，日本律师团的队伍里，出现了三个新面孔，菅野园子、禾惠积匡、伊藤秀美，他们都是在2004年刚刚取得律师资格的日本年轻律师，他们这次来中国的费用，是由律师团的几位老律师资助的。

　　佐藤秀美：“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日本国民没有正视自己曾经是战争发动者这段历史的勇气，也没有勇气承担这个责任来，经过这么多年都无法正视，也因此要想重新正视就显得非常困难。在这里我诚恳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总归不管哪里是出问题了，毕竟这不是正确的做法，这样下去永远都不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话，就一切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因此为了强迫自己鼓起勇气面对这段历史，我参加了这个律师团。我希望自己意志坚定，能一直坚持到问题得到解决的那一天。”

　　南典男：“我们战后赔偿辩护团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原本50岁的律师现在60岁了，60岁的律师成了70岁。所以我们想要年轻人加入我们，老、中、青共同创建强力的律师团、能获取胜利的律师团。吸收年轻人，有时还是很困难的一面，不过，这次的加入的年轻人，实际上是齐齐哈尔的受害者到日本来时，这些年轻人和齐齐哈尔的受害者见了者，了解了了齐齐哈尔的受害情况，于是决定去实地调查的。所以说，虽然有困难的一面，但是在知道了受害真相，真正地触动了其的心灵后，年轻人是会采取行动的。我想这样的扩展是能够进行下去的，这次加入进来的三人，一定会召唤其他更多的年轻人的。”

　　1995年，日本律师团成立的时候，共有100多名律师，现在，10年的时间，日本律师团已经发展到300多人。

　　在此期间，中国律师先后有十几个人加入了这个团队。

　　从2003年开始，哈尔滨的律师罗丽娟加入了对日诉讼的队伍，和苏向祥律师一起，协助日本律师团在东北进行调查取证工作。

　　罗丽娟：“如果说日本律师是一面镜子，我觉得我有点不敢拿着面镜子来比照自己，我怕自己在镜子里找不到自己，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据我所知，日本这个国家的律师一共1万多人，1万多人，竟然有300多人参加律师团。

　　现在真正工作的中国律师只有4人，真正投入进来。

　　康健：“我也呼吁更多的人参加，但是我希望是稳固的，而不是参加了以后，流行般消失，但是，很难。”

　　苏向祥：“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律师应当反省。特别是知名的律师、所谓资力比较深的律师、时间比较长的律师，他们都在想什么？我们年轻律师不应当这样指责他们，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话尽管会得罪人，但是我必须要说。因为对日诉讼20多起案件中将近10多起没有中国律师参加，这是中国律师的一种悲哀。已经参加的，还并不一定得到广大律师界的认同，这又是一个悲哀。”

　　在齐齐哈尔的取证调查工作结束之后，日本律师团专程来到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商量下一步的合作。

　　在这次会议之后，参加8•4事件调查取证工作的中国律师还是最初的几个人。

　　小标题：以受害劳工的名义起诉

　　2005年1月2日，湖南长沙。在我们为期一年多的采访中，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能在长沙采访到一位老人，我们只拍到了他的葬礼，这位老人名叫张文彬。

　　2004年12月31日，张文斌老人因病去世，终年82岁。

　　按照老人生前的遗愿，亲人们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

　　这一天，康健律师和许多日本朋友都送来了花圈，和老人作最后的告别。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文彬参加了八路军， 1944年4月，在一次战斗中，张文彬被俘。

　　在张文彬写的这本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日本的这一段经历。

　　1945年8月6日，广岛发生原子弹爆炸，当时，张文彬就被关在广岛的监狱里。

　　张一宪：“出来之后，吃了受过辐射的地瓜。”

　　因为吃了受原子弹辐射过的地瓜，张文彬一生都受着病痛的折磨。

　　1993年，张文彬被邀请到了日本，广岛市在确认了张文斌原爆受害者的身份之后，发给他这本手册。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持有这本手册，张文彬就可以留在日本免费治疗，同时每个月还有一笔津贴。

　　当时，对于这个机会，张文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康健：“他不想作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接受那些钱，他不想伸这个手，要起诉，就起诉劳工，因为我当劳工的这段经历起诉你日本政府。”

　　1999年8月，张文彬委托日本律师在新泻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临港公司，中国律师康健担任了张文彬的辅佐人。

　　当张文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心里十分清楚，也许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个案子都不会有任何结果。

　　张一宪：“打官司之前，我父亲就很清楚，这个官司很难有结果，但是还是要坚持打下去。”

　　2004年3月26日，日本新泻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向12名中国劳工每人赔偿800万日元，原告胜诉。

　　对于在法庭上和日本政府及企业斗争了9年的中日律师来说，这样的判决，在9年来的诉讼中也是第一次出现。

　　这是日本法院首次明确认定日本政府对在二战期间绑架中国劳工服苦役负有责任，同时也是第一次判处日本政府和企业同时向中国劳工进行赔偿。

　　得到一审胜诉的消息之后，张文彬提出，不要胜诉的钱，把他们全部捐给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们。

　　张文彬的老伴：“我老头子是这样想的，别人费了好大的劲，康健一次次去日本，日本人一次次募捐，让我儿子到日本去。你怎么能不报答他们？我们不贪财，就是求得一个公平、公正、正义。”

　　老人虽然走了，但是官司并没有结束，一审判决之后，日本政府和企业又提起了上诉，对此，张文彬生前就有过交代。

　　张一宪：“继续打下去。”

　　张文彬的老伴：“儿子打不赢，孙子也要打。”

　　2005年1月29日，王成伟大爷飞往日本，两天之后，东京高等法院将对新泻劳工诉讼案进行审理，陪同他一起来的是康健律师。这个案件一共15名原告，现在，15名原告中，能够到日本出庭作证的只有王大爷一个人了。

　　在法庭上，作为原告的辅佐人，康健律师将有一个发言，她在做开庭前的最后准备。

　　2005年1月31日，东京高等法院将对张文彬等15名新泻劳工的案件进行开庭审理。

　　为了表示对原告及律师团的支持，日本新泻民间支援会的人们一大早就从新泻出发，赶了6个多小时的路途，专程来到东京高等法院，参加今天的庭审。

　　与此同时，东京的民间支持会成员也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

　　这一次开庭，中国律师康健被取消了作为原告辅佐人发言的资格。

　　按日本民诉法的规定，辅佐人，就是对于高龄、听力差、行动不便等当事人，为他们在法庭上提供帮助的人。从1998开始，康健律师一直以原告辅佐人的身份在日本法庭出庭，在法庭上代表这些大爷们，讲出他们的心里话。

　　取消康健律师在法庭上发言的资格，使得本来就已经十分艰难的诉讼，又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

　　开庭之后，律师团和民间支持会一起举行了诉讼报告会。

　　康健发言：“今天我们是抬着遗像进的法庭，所以我的心情也是很激动的，去世的这4位老人我都做过调查。”

　　2005年8月24日，康健律师和中国劳工代表一起，向当年曾经使用过中国劳工，现驻北京的日本企业，递交劝告书。

　　三井矿山是当时使用中国强制劳工的大主顾，其数量仅次于日本港运行业，并获得中国劳工5650人。

　　日本临港集团的子公司临港商事驻北京代表处，临港集团就是当年的新泻华工事务所，他们获得中国劳工819人，张文彬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两天之后，临港集团的子公司临港商事驻北京代表处退回了劝告书，表示无法转交。

　　从1995年起，至2005年7月，中国战争受害者已在日本多家法院提起25件索赔诉讼案件，涉及原告300多名。日本法院实行的是三审终审制，除李秀英名誉权案已终审胜诉，及一件劳工案和解外，其余二十三件案件都在审理中。

　　目前，日本法院已做出的一审或二审判决中，绝大部分案件没能胜诉。

　　CCTV新闻频道

　　[首播]：周日11点10分

　　[重播]：下周五14点10

　　下周六23点15分

　　联系方式：北京市羊坊店115号央视新闻评论部《纪事》栏目

　　邮编：100038

　　热线电话：010-63973106

　　Email:jishi@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