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独家专访伟人之后

　　【龙虎网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由中直育英同学会组织，主要成员由原中央首长子女及新四军后辈组成的寻根参访团，于8月24日至8月28日在江苏进行一次特殊的“红色之旅”。

　　这个由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婿刘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邓子恢的儿子邓淮生、左权的女儿左太北、胡乔木的女儿胡

木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后代，组成的“红色之旅”寻根团，沿途参观了周恩来纪念馆及故居、新四军纪念馆黄桥决战纪念馆等。他们此行十分低调，没有向媒体透露任何消息。

　　昨日早晨，从知情人士处得知这个消息，9：40赶到梅园新村纪念馆，激动地等待着这群身份特殊的老人。

　　点点细雨飘落在南京城。十点多，一辆大巴车在门口停下，“红色之旅”寻根团到了。

　　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已经78岁高龄，在经历了数天的奔波后，刘老有些劳累，但她仍然精神抖擞地和其他团员一起参观。为了尽量满足记者的采访要求，刘爱琴一边参观一边和记者亲切地聊着。

　　左权之女左太北，是一个笑容亲切的阿姨，她一开场就对记者说：“我父亲是八路军，这次是和中直育英同学会的同学一起参观新四军抗战纪念地，跟着同学们学习。”

　　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热情开朗，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快人快语，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亲切温和，陪同老人们参观的整个上午格外愉快，他们留给记者的最深刻印象是——平易近人。

　　“梅园新村”纪念馆参观完，老人们有些口渴、闷热。只见朱德的女婿刘铮，买了根冰棍，在马路边上就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和记者兴高采烈地聊天，丝毫没有架子。

　　离开梅园新村，老人们又上车了，他们的下一站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汽车徐徐启动，刘爱琴、刘铮、周秉宜……一一向记者挥手告别。

　　昨天，老人们在结束一天的参观后，还前往南京闻名的夫子庙、贡院游览，欣赏美丽的古都南京。当天21：06，他们乘坐列车返回北京，为此次“红色之旅”圆满拉上帷幕。

　　朱德女婿刘铮：大家都叫他朱爹爹

　　【金陵晚报报道】在昨天“红色之旅”访问团中，80高龄的刘铮老先生是年纪最大的一位，他是朱德元帅女儿朱敏的丈夫。

　　当年，刘铮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和朱敏相识相恋。

　　朱敏，俄语名赤英（红色英雄之意），14岁进入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

　　刚到儿童院时，朱敏在体检中被查出患有哮喘，于是被送到苏联白俄罗斯境内的疗养院治疗。刚到那里不久，就碰上了德国对苏联发动闪击战。疗养院被法西斯分子占领了，朱敏和其他小伙伴被押送到德国设在东普鲁士境内的集中营。

　　刘铮向记者讲述了朱敏不平凡的经历，朱敏其实就是电影《红樱桃》主角楚楚的原型。当然也会有艺术加工的地方，比如纳粹标记的文身等虚构部分。朱敏对此也都表示同意。

　　进“营”前，每个人都要换掉身上所有的衣服，交出所有携带的物品，并进行所谓的“洗澡消毒”。朱敏冒险把一枚在国际儿童院得到的列宁徽章含进嘴里，逃过了检查。因为，那时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们都热爱十月革命、崇拜列宁，徽章对她来说就是精神支柱。这枚徽章一直被保留到现在。

　　由于早在险恶环境中经受过磨练，在集中营的日子里，朱敏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骗德国人说自己的父亲是中医，自己是来苏联看病的。

　　朱敏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深爱爹爹，因为他是亲人。我抱怨爹爹，因为他是伟人！”

　　那么当一个伟人的女婿，刘铮当年的心情又如何呢？“我们结婚是通过了层层审查的，很不容易。我们回国后，我才见到了朱德元帅。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朱爹爹。”

　　回忆往事，老人的眼中都是笑意，“那是在我和朱敏结婚一年之后。1953年底，我刚从使馆被调回国。我很紧张。在中南海永福堂，康克清妈妈和朱敏把我引进爹爹的书房。正在专心读报的爹爹看到我，立刻起身，微笑着迎上来和我握手，并关切地说：‘好啊，外面好，国内也好嘛！国内这几年变化很大，需要很好地学习，很好地适应。’尽管我多年从事外交工作，但与总司令这样的大人物握手、说话还是第一次，显得有些木讷。”

　　“为招待你这个女婿，爹爹和康妈妈有没有准备什么好吃的？”

　　“哈哈……”老人被记者的问题逗乐了，“好像没有准备特别的菜，和平时一样。爹爹他们吃的很简单，爹爹是四川人，所以菜都挺辣的。”

　　“您是哪里人？能吃得习惯吗？饭桌上还紧不紧张啊？”

　　“我是河北人，吃得惯。和爹爹谈谈就不像一开始那么紧张了。爹爹的儿女心很重，每次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关心我们工作生活的情况，也没和我发过脾气。”邓子恢儿子邓淮生：大哥被父亲“送”人

　　昨日参观完梅园新村纪念馆，邓子恢的儿子邓淮生与记者聊起了他的父亲，还说起了当年邓子恢与林伯渠“换子”的小故事。

　　“我的父亲于1926年参加了共产党，是闽西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中央苏区第一任财政经济部长。虽然我的父亲没有参加红军长征，但从1934年到1937年间，他一直进行土地革命，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父亲领导的游击队被整编成了新四军，8年抗战，父亲协助张云逸开创了淮南津浦路东和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多次挫败了日伪军的‘扫荡’。

　　“要问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说一个小故事，你们就知道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在敌军占领中央苏区时，林伯渠的夫人范乐春将自己才生下20多天的儿子，和我父母才生下10多天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分别托付给她在会昌的两对堂兄嫂抚养。

　　“可是，后来因抚养林伯渠儿子的那对堂兄嫂无力支付哺乳费，而其乳娘又因夫死改嫁，林伯渠的儿子就被乳娘带至会昌的洛口。不久林伯渠的儿子辗转被卖到洛口的赖平旺夫妻家中，取名赖亚平。

　　“1949年江西解放，我父亲派人找到了我的哥哥（时名范宜德）和赖亚平，并带到自己工作地武汉。当时就有人告诉我父亲，赖亚平是林伯渠的儿子。但因为赖亚平小时患病，腿上留下残疾，父亲觉得不应该把跛腿的孩子送还给林伯渠。于是便托人将我的哥哥范宜德送到北京林伯渠处，而将赖亚平留在自己身边，给他以更多的关爱，并给其改名为邓苏生，以纪念苏区人民的养育之恩。

　　“直到1954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两位老人才当面向孩子们说明此事的经过。这就是我的父亲邓子恢。”周恩来侄女周秉宜：伯父要我像小八路

　　对南京的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周秉宜再熟悉不过了。作为周恩来的嫡亲侄女，虽然她没有在这里生活过，但每年她都会来这里参观、怀念。

　　昨日，61岁的周秉宜向记者说起了伯伯周恩来对孩子们的感情：“伯伯完全把我们当成小八路那样严格要求。”

　　周秉宜说，她是5岁那年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

　　除了周秉宜3兄妹外，西花厅还住着邓颖超的秘书张元的3个女儿，周恩来的老警卫副官龙飞虎的儿子和女儿，以及老战友孙炳文将军的女儿。周秉宜回忆说，虽然离得这么近，可是伯父周恩来却根本没有时间和孩子们玩。

　　不仅如此，周恩来对在西花厅生活的孩子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那可不是一般的严格呀，他把我们当做小八路，规定了严格的纪律，除了不许进入他的办公室外，对我们的生活作息，都要准时准点。”

　　在周秉宜的眼里，伯父周恩来尽管要求严格，可是对孩子们却始终和蔼可亲，“他太爱孩子了，就算孩子们犯错误，他也是给孩子们讲道理，提出建议。”相对而言，伯母邓颖超则严厉多了，“伯母完全是一个革命女性。”

　　周秉宜回忆说，有一年哥哥在淮安结婚了，她想去为哥哥贺喜。“伯父知道后就建议我最好不要去，因为我一去就会给当地人添麻烦。那个时候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伯母也说，如果我去了，还要占别人的粮票，不能因为我是周总理的侄女，就要给别人添这样的麻烦。”所以，那年，周秉宜没有参加哥哥的婚礼。

　　周恩来对他子侄的教育，可以说是非同一般的严格，在这严格后面，寄托着他对孩子的希望，那是什么样的希望呢？周秉宜觉得，“在伯父对我们的希望后面，正反映着他内心深处最终极的人生追求——那是对劳动大众的尊敬，是对公仆一词的诠释，还有对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社会的渴望。”任弼时女儿任远芳：父爱温暖了我一生

　　【金陵晚报报道】“我一生中与父亲共同生活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一生。”

　　1938年12月，任远芳出生在莫斯科。父亲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40年春，父母同时返国，把她一个人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父母没有给她留下丝毫印象。

　　任远芳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1950年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55年过去了，已两鬓斑白的任远芳回忆和父亲见面的情景还是那么激动。

　　“我当时已经10多岁了，不会说中文，儿童院的老师把我领到父亲跟前说，这是你爸爸，我以前没见过啊，陌生得要命，就走上前，用俄语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工作是什么？父亲就说我叫弼时，做一般的工作。那时根本就不知道父亲是这么大的干部。”

　　因为长期生活在儿童院，任远芳对父亲的概念一直很淡薄，但她和父亲在疗养院生活了8天后就再也离不开父亲的怀抱了。“这一个多星期，让我永生难忘。父亲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成了我中文的启蒙老师，他教我发音、在每个汉字下都用俄文标明拼读。我现在说话这么溜，有父亲很大的功劳。这几天父亲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我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很想和父亲多呆几天，可是，父亲要我以学业为重，我只得回儿童院。临走时，我哭得可伤心了。”说到这儿，老人的眼眶有些湿润。

　　“父亲对你要求严格吗？”

　　“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他非常关心我的成绩。当看到我记分册上各科全优的成绩时，他就十分高兴。他常夸我，要我好好学习。我是学工科的，回国后30年都没说过俄语，后来到了外贸工作，说了几天就恢复了，当时学习的基础还是很扎实的。”“和父亲分开后想他吧。”“想得厉害，第一次尝到思念亲人的滋味。后来父亲给我来信了，还寄了很多邮票给我，我们就天天通信。持续了有半年的时间。其中特别是讨论我是否回国，在信里父亲把我当作大人一样与我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他常在信里叮嘱我，‘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我知道父亲肯定也很想我，他已习惯我在他身边了。”

　　回国至进育英小学的5个多月时间，是任远芳一生中连续生活在父亲任弼时身边最长的日子。

　　任远芳说父亲任弼时时时处处用自己的行动在教育着他们，“父亲总是忘我地没日没夜地工作，就是得了重病，也不休息。就在他因脑出血逝世头天晚上，还在看朝鲜地图。”

　　“叶剑英同志非常中肯地评价，‘任弼时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12岁时我才见到父亲，不足一年他永远地离开。这是我一生中无法弥补的缺憾！”胡乔木女儿胡木英：父亲总在写

　　【金陵晚报报道】63岁的胡木英，此次红色之旅寻根团团长，一身红色衣裙的胡木英在团队特别活跃，快人快语，雷厉风行，大家都爱“木英大姐、木英大姐”这么叫着她。

　　说起父亲胡乔木，木英大姐一下打开了话匣子：“和父亲在一起总是轻松、愉快的。他关心我们的成绩、生活，在家里他从不提工作，就和普通的父亲一样。”

　　让孩子多看书学习

　　木英大姐说，提到父亲，总感觉他在办公桌前奋笔疾书，“父亲总趴在办公桌前，写呀、写呀，从我刚有记忆，在延安的窑洞里，父亲穿着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灯下写着；进北京城后，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电灯座灯前，他在写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人扶他半靠着坐起，伏在我们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颤颤抖抖地写出了向巴金祝寿的贺电，虽然他记错了日期……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得出来了。”

　　“我小时候不是特别爱学习。”木英大姐开玩笑地说，“我父亲也不要求我们拿什么第一，只要肯学就行了，他要我们看世界名著，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我那时候不太喜欢《红楼梦》，就爱看《水浒》、《三国》书里打打杀杀的很是过瘾。父亲从不干预我们看什么，就让我们多看书”。

　　胡乔木对文字的东西都感兴趣，木英大姐回忆，父亲不停地看书、看报、看杂志、看文件、看稿件……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看过这些东西都能久久保存在他的大脑记忆库里。

　　不爱表露自己的感情

　　“父亲是个内心情感极其丰富的人，但他从不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喜、怒，有再大的烦心事他都深深埋在心里，呈现在孩子面前的永远是他最轻松的一面。”木英大姐说着说着有些伤感，不过她很快调整了状态，又兴致勃勃地和记者说起了他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记性可差了，每到寒暑假父亲就会教我们唐诗、宋词，他常督促我们背诵，现在都想不起来了。父亲不爱聊天，爱思考。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是他休息的时候。他爱问我们某些自然现象是怎么回事，就是在答复我们的问题：这是什么花、草、树、鸟，都是哪首古诗里的名句。如果他不说话，那一定是在思考。虽然我们就在他身旁，却好像不存在一样。”

　　在文革期间，胡木英和父亲分开了很长时间，胡乔木一个人在家，“我们孩子每次回家，都能强烈地感觉到父亲喜悦的心情，他虽然嘴上不说，神态、语气都显得很高兴。我们心里清楚，他受了很多苦很寂寞孤独，但父亲从没在孩子面前表露过。我帮他换床单、洗衣服……收拾收拾，父亲会说‘这才像家啊！’”

　　这是一次思考之旅

　　在育英小学这所特殊的红色学校里，聚集着来自中央机关各级干部以及一般职员的子女。尽管大人们之间有着官阶高低的差别，而在孩子们之间，却是另外一番情景。

　　和这么多老同学重走革命道路，木英大姐特别兴奋，“这次来的都是第一、二届的同学，那个时候学校里头大家都不论你父母是谁，老师也不让大家问，大家也没这个习惯问，谁的父母官比谁的父母官大什么，这些概念都不存在，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革命的后代。后来大一点了才知道，哦，原来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父亲是谁。

　　“我来过南京好多次了，但这回来的意义不一样。抗战胜利60年了，又是和同学们一起，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怀念老一代革命家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的贡献，更应该思考，自己如何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次寻根之旅，更是一次思考之旅。”左权将军之女左太北：父爱之信迟到了整整40年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诗。今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同时也是左权将军诞辰100周年。

　　昨天上午，左权之女左太北，随“红色之旅”寻根团，来到“梅园新村”纪念馆参观。穿着简单朴素的衬衣，65岁的左老一边参观纪念馆，一边向金陵晚报记者述说她记忆中的父亲。

　　与父亲一朝离别成永别

　　1939年4月16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和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结婚，婚后一年生下女儿左太北。1940年8月30日，为了左权前线指挥工作的需要，左太北随母亲离开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赶赴延安。

　　离开父亲时左太北才3个月大，而这次分离竟成为令人痛惜的永别。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在六十载的悠悠岁月中，左太北对父亲的记忆极其模糊。她是从母亲和长辈的描述中，看到了父亲的光辉身影。

　　她告诉记者，左权走上革命道路，周总理对他有着重要影响，“我父亲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在陈赓的引见下，他结识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父亲是在周总理的启发、引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我父亲牺牲后，周总理在重庆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左太北回忆道，“文章内容大致是，左权同志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

　　离开父亲去延安时，左太北只有3个月大，父亲去世时，她还没满两周岁，“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我脑海中对他的记忆几乎是空白的，家里仅有一张的全家福，是父亲送我们母女俩去延安时拍的。那张照片一直珍藏着。我在爸爸怀里笑得很开心，出生不满一百天的小孩，哪里知道这竟是生离死别呢！”

　　左太北一直向记者提及周总理对左权的关心与帮助，她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那是1958年，我去北京天安门看焰火，李伯昭把我带到周恩来伯伯面前，对他说，这是左权的女儿。周伯伯亲切地对我说，你是左权将军的女儿北北？长得挺像你爸爸，一定要向你爸爸学习！”

　　她说：“我一直想继承父业，向爸爸好好学习，大学时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选择了军事科学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国防工业工作，也算继承父亲的衣钵。”

　　收到父亲的11封家书

　　1982年，当左太北已经42岁时，母亲刘志兰交给她非常珍贵的宝贝，这是左权写给母亲的11封信。“在这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些信。多少次我泪流满面地看着这些信，在睡梦中高兴地见到了父亲。”

　　这11封信是左权将军，当年送母女去延安后，在21个月里写下的，一共12封（有一封丢失了）。因这些信，父亲的形象在她心中渐显清晰起来，她从信中读懂了父亲对母女二人的爱。

　　“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吃吗？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这是左权在1940年12月23日晚写下的家书中的一段话。

　　1941年5月20日，左权在另一封家书中又写道：“差不几天就整整一年了，太北也就一岁了。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

　　左权将军的每封信都关切地问到小北北，如今，已经满鬓风霜的左太北，感慨地说：“就在父亲牺牲的前三天，他给母亲写了最后一封信：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刘少奇女儿刘爱琴：母亲71年前长眠在雨花台

　　阴雨中的雨花台，更显肃穆、庄严。

　　在烈士纪念碑前，已经78岁高龄的刘少奇之女刘爱琴，步履沉重地向烈士们敬献了花圈。刘爱琴说，每年她都会来南京，祭扫烈士，不仅仅因为“我们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是这些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更因为刘爱琴的生母何宝珍，71年前就牺牲在南京的雨花台。

　　从没有见过母亲

　　昨日，随“红色之旅”寻根团来到南京的刘爱琴，很动情地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很多人只知道她的父亲是刘少奇，却鲜有人了解她的母亲何宝珍。“每一次来南京雨花台祭扫烈士，我都会有新的感想。今天我再次在雨花台前向人们讲述了我的母亲，大家都对她十分敬仰。

　　当刘爱琴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被寄养到武汉一位老工人家里，直到11岁才被组织找回接到父亲刘少奇的身边，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

　　刘爱琴说，她第一次听说有关妈妈的事，还是1938年，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当年同监狱难友伍绍祖的母亲熊天荆告诉她：“你的妈妈叫何宝珍，4年前就牺牲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母亲在刘爱琴的脑海里，始终是一个模糊的形象。

　　在战斗中相爱

　　“1923年初，母亲何宝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组织派遣来到安源。在工人群众中，母亲听到了许多有关父亲领导安源工人与路矿当局英勇斗争的故事，她对言语不多但工作充满激情的父亲非常钦佩。而父亲也对母亲开朗的性格和干练热情的工作作风很有好感。”

　　在共同的事业和斗争中，何宝珍与刘少奇的感情日益深厚。他们相爱了。1923年4月，刘少奇与何宝珍在安源工人俱乐部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举行了婚礼。

　　婚后何宝珍一直跟随刘少奇在上海等地从事党、工会、妇女方面的工作，并担任全国互济总会营救部长。1933年不幸被捕入狱。“母亲当年就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母亲始终坚贞不屈，积极组织开展狱中斗争。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牺牲在雨花台

　　刘少奇得知何宝珍牺牲的消息后，曾沉痛地称赞何宝珍：“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刘爱琴说，父亲刘少奇是个很严肃的人，不大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每当她在父亲面前提起妈妈时，父亲的表情都很沉重。“父亲曾经对我说：‘你长得很像你的母亲。你母亲是个很好的人，很勇敢，她是为革命牺牲的。’”

　　“我母亲牺牲已经71年了，过去对她几乎没有宣传。十年动乱中，她又受到我父亲的株连。她的名字、她的遗像、有关宣传她的词条，都从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中消逝了。后来，邓颖超妈妈到雨花台凭吊革命先烈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母亲才重新回到革命烈士的行列中。”

　　刘爱琴说，1950年冬天，刘少奇第一次到南京出差，就前往雨花台对爱妻何宝珍等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

　　11岁才被父亲抱在怀中

　　1938年5月31日，《新华日报》武汉版上刊登了这样一段寻人启事：“寻找工友赵春山：10年前刘少奇先生的一个女儿托先生抚养，他现在想见他的女儿，知情者请来本报馆营业部与鄙人一谈。”就这样，长江局的同志在当童养媳的那户人家找到了刘爱琴，把她带到了延安亲生父亲刘少奇的身边。

　　“那年我11岁，从未见过我的生身父母，受尽苦难。当天一位叔叔把我带到山坡上的一个窑洞外。从窑洞里走出一位穿灰军装的高高瘦瘦的中年人，他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说：‘你是爱儿吧？’说着，便一把将她揽在了怀里。我从没享受过这般亲热，觉得很别扭，一个劲儿地躲着父亲。旁边人示意我叫他爸爸。面对从未见过面的父亲，我就是开不了口。一肚子的委屈随着“哇”的一声哭喊宣泄了出来。父亲也热泪盈眶，他一边替我擦去脸上的泪水，一边说：‘好孩子，不哭了，现在回家了，不是来到爸爸身边了吗？’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似乎生怕她再离去。”刘爱琴懂得这是发自心底的深沉的父爱，虽然他迟到了11年。

　　刘爱琴到延安不久，刘少奇便深入敌后踏上了新的征程。虽然与父亲相聚的时间不多，却让刘爱琴体会到了深沉的父爱。父亲临行前，把女儿交由组织安排到苏联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学习，她是和去苏联治疗臂伤的周恩来伯伯一起乘飞机去的。上了卡车以后，刘爱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父亲，她对父亲依依不舍的心情溢于言表。

　　“我当时真的不愿意离开父亲。我很爱我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我最亲的亲人。父亲对我很温和，他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孩子要好好学习，长大了要为人们服务，一切为公！’”（来源：金陵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