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费济贫”不能规避政府责任

　　□刘利军

　　为确保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入学，上海市教委要求各高校必须从当年所收学费中足额提取10%的经费，专款用于资助贫困家庭学生（8月29日《东方早报》）。

　　上海市教委责令高校设定专款以确保救助资金，对贫困生来讲是一大利好。但是，

这笔专款要由高校所收学费中提取，在我看来，尽管能够达到救助效果，却可能有违社会善意和公平，并有转嫁政府救助责任之嫌。

　　救助那些家庭贫困的学生、帮助其完成学业首先是社会善意的体现。扶贫助困可以通过自愿捐助、直接资助、提供工作机会等多种方式体现出来，但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必须是以自愿和能力所及为前提，而从学费中提取助贫资金的做法就可能违背了社会善意的自愿前提。

　　由于提取资金来源于学生上交的学费，这就背离了学费的本来用途，这样的做法必然会损害程序公平。更何况在交纳了学费的学生当中还存在着一些隐性贫困生，他们通过借贷等手段凑齐了学费并拒绝接受救助，再从他们的学费中提取助贫资金用以资助其他贫困生，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这都可能侵害了他们的权益。

　　也许你会说，学费上交学校之后就理应由学校自由支配，与学生不再相干。其实不然，既然是学生上交的学费，学校就必须向学生提供与学费相对等的教学条件、教育质量。而一旦用来保证这些的费用被人为地削减，不管这种削减或提取是出于何种目的，如果因此而带来了对教学条件和教育质量的伤害，那都是对学生权益的侵害。因而，提取学费济贫至少也应保证对于学生的“后程序公平”。

　　消除贫困是政府责任所在，扶贫济困、资助贫困生也理应属于政府责任的范畴。教育部门的政令在对高校强加责任的同时，实际上正规避了政府部门应承担的责任。那么，这一规避责任的政令本身可能就涉嫌程序违法。对于行政命令而言，不规避自身责任又不僭越权力为他人强加责任，正是对法制政府、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

　　在我看来，正确的做法应是由政府担当主要责任，通过完善救助帮扶体系来保证贫困生能够顺利入学；同时通过激励机制让高校从道义和经济的层面，为解决贫困生的现实难题发挥作用，并鼓励社会善意的资助为扶贫帮困增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