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协议”18岁终止

　　今报记者赵彤实习生孙磊

　　孤儿张艳近几年的学习和生活都是由人资助的，这基于4年前她与资助人吴文鹏签订的“爱心助学”协议。

　　但是到今年8月，情况有所改变。年满18周岁的张艳面前摆着一喜一忧两件事。喜的是

大学校门已经向她敞开；忧的是协议到期，资助就此停止。

　　18岁已届成年，孩子能独立行走的时候就应该放手了。这是资助人吴文鹏的意思。但张艳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袁姨在吗？”

　　2005年7月28日，和平区枫景社区，负责低保工作的袁朝清被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叫住，叫她的人扎着马尾辫，身穿牛仔裤，还没说话脸先红了。“张艳，快进来。”袁朝清招手说道。

　　张艳站在袁朝清面前展开手中的一页纸———大学录取通知书。“你考上大学啦？”袁朝清欣喜的叫声引来社区其他人的注意。大伙纷纷围过来，传看张艳的通知书。

　　但张艳此行不是为炫耀而来，她的录取通知书有双重含义：迈进大学的入门证和申请居民最低保障金的敲门砖。而双重含义间的联系是，只有申请了低保金她才有可能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做出最低保障。

　　对一个孤儿来说，这是她不得不走的一步。尤其是持续4年的受助养生活的结束，让她意识到，今后的一切需要自己来打理了。

　　出雏乳燕

　　张艳是枫景社区的居民。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11岁时母亲也离开了人世。以后的日子，张艳跟着舅舅和姥姥过，每月生活靠姥姥300多元的退休金维持。

　　2000年，一位好心人决定助养张艳，这个人叫吴文鹏，是沈阳民族艺术学校的校长。此后4年，张艳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在沈阳民族艺术学校度过的，这是一段衣食无忧的日子，张艳从一个混日子过活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大学生。

　　但助学协议的有效期只有4年，若是换个助养人，也许有续签协议的可能。但她的助养人是校长，出于从事教育的职业身份，他的想法跟别人不同。

　　“她长大了，应该走自己的路。”吴文鹏这样解释准备结束助养的原因，“以前在学校里，我几乎不用管她，吃住在学校花费也不大。可她上了大学，资助就不一样了。”

　　吴文鹏举例说，在西方国家，一旦儿女年满18周岁，父母就会把他们赶出家门，让其自力更生。他把协议定为4年，也是考虑到张艳成年的问题。“我并不是撒手不管，她有困难我还会继续帮她，只是想让她自己锻炼锻炼。总依赖别人，会养成懒惰的个性。”

　　18岁，张艳的确已经成年，但能否独自支撑今后的生活，她还是没有把握，助养的结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像一只出雏的乳燕，要脱离母翼，自己去啄泥筑巢捕食，最初伸展翅膀的力道是不足的。

　　助养来历

　　去年8月和今年5月，张艳的舅舅和姥姥相继去世。在这个世上，张艳再无一个亲人。

　　姥姥生前留给她一封由别人代写的遗嘱。遗嘱上说明惟一的一处平房归张艳所有，可惜没有文化的姥姥没有签名更没有按手印儿，对张艳来说，她依然一无所有。

　　昨天，记者来到枫景社区时，张艳正从袁朝清手中接过存折。“每个月会自动存进去242块钱，其中222元是最低保障金，20元是对大学生的额外资助。”袁朝清说。她和社区里的干部看着张艳从小长大，张艳能成长为一名大学生，社区所有人都替她高兴。

　　“那会儿她跟她姥姥在南站（现沈阳站）乞讨，谁想这一转眼都成大学生了。”

　　跟姥姥、舅舅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很艰苦。在那段日子里，太原社区（现枫景社区）的居民们常常看到一老一小的身影，老的坐在站前马路边儿，小的依偎在旁边，身前放着一只小铁碗儿。

　　太原社区为张艳的姥姥办理了最低保障金，加上姥姥每个月的退休金和乞讨来的钱勉强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然而，在张艳小学毕业升上初中时，一家人生活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当时的姜颖书记找到媒体求助，希望有人能帮这孩子一把。”现任枫景社区书记肖玉杰说，此后有七八个人表示愿意资助。吴文鹏校长就是其中一位。

　　爱心协议

　　“那天我乘公交车，看到这条消息，回家和爱人一商量，觉得这个孩子咱得帮。”在沈阳民族艺术学校，吴文鹏校长回忆事情的来历。

　　2000年12月5日，吴文鹏和张艳签下了“爱心助学”协议。协议中写明，从签订之日到张艳年满18周岁期间，张艳的一切学习和生活费用由吴文鹏承担，吴文鹏有责任好好培养张艳。

　　14岁的张艳被接到沈阳民族艺术学校住宿学习。她先是学习二胡，后改为素描和雕塑专业。但长期缺乏关爱和管教的张艳对老师的严格管理很不适应。

　　“老师一批评她，她就喊：‘吴文鹏是我干爸。’好像她与众不同。”吴文鹏回忆说，那时张艳是个彻头彻尾的野孩子，和老师同学吵嘴的事常有。“可她毕竟是个孩子，世上没有不犯错的孩子，关键是板她的毛病，纠正她。”

　　吴文鹏没有和张艳办理领养手续，而是以一个资助者的身份站在她身旁。平时学习费用全免，每个月再供给她生活费，为她买冬衣夏装。爱人做了好吃的，也会叫上她。

　　“我给王姨（吴文鹏爱人）写信时，就叫她干妈，其实我打心里早把他们当做爸妈看，可就是叫不出口。”张艳说。

　　现实问题

　　今年6月，张艳随同学一起参加了艺术类高考，经过笔试、艺术类加试，7月27日，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录取通知书终于放在了张艳的床头，她被该校艺术设计专业正式录取。

　　这时，张艳却拿出了那份业已在2004年12月5日就已经到期的爱心协议。

　　“我不会再资助她。”在校长办公室，吴文鹏当着张艳和记者的面儿说出这句话，“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扶她一把，比什么都重要。现在她领了身份证，成长为大学生，今后的路应该自己走。”

　　“在我们学校里，像她一样的孩子还有七八个，只是张艳到了该独立面对生活的时候。”吴文鹏说。

　　对张艳来说，眼前的问题是解决入学。经过打听，张艳得知，目前国家对贫困大学生有优惠和扶助政策，她希望能够申请到这些补助，解决学费，至于生活费用，她准备通过勤工俭学来解决。

　　“办低保的所有手续都是我一个弄的，老师想帮我我没让。”在寝室，张艳整理好行李，和记者聊起天。她说她算了一笔账。

　　入学时要交的费用包括学费和杂费共7850元钱。按照国家规定的最高助学贷款，她可以申请到6000元贷款，如果学校对特困生有减免的话，还可以省一部分床单、被褥费等等。

　　“吴校长给了我一些钱，买完车票还剩不少。加上低保的话，够我过几个月了。”

　　“你不想再找人资助你念完大学吗？”记者问。

　　张艳沉默了一会，回答：“我想试试自己来，如果实在挺不了再找人资助。”

　　该帮一把？

　　沈阳市慈善总会综合部王革部长说，虽然国家已向特困生发放了助学贷款，但因大部分毕业生拖欠还贷，银行对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渐失信心，连学校也不愿意为学生做担保。

　　“我接触的很多学生都向我抱怨，说贷款很难办下来。”王革称，一般学生如果得不到学校担保的话，就会转向由家人担保。但是像张艳这样的孤儿，没有家人，一旦学校不做担保的话想申请助学贷款简直是难上加难。

　　“吴校长是沈阳慈善总会副会长，更是一位教育界人士。他资助的学生有很多，对教育也自有自己的见解，但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工作者，我个人认为张艳目前还是需要有人帮她一把的。”王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