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父辈是八路军—访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子女

　　新华网北京8月30日电（记者朱玉、白瑞雪）

　　我们面对的，是以往编在歌曲里，让人们传唱的名字。

　　在与他们的子女一起回忆时，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默默地凝视他们在照片上的微笑，想象着元帅们留给我们的背影。

　　伫马太行，喋血疆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Ｏ师、一二九师三路大军，如拧成一根绳索的三股力量，这根绳子做成的绞索，最终套在了日本鬼子的脖子上。

　　不管自己的名字叫什么，他们曾经有个统一的名号，叫做八路军。

　　罗荣桓——罗东进

　　我们有时甚至觉得，把元帅孩子们的名字联系起来，就是一部中国革命行进的路线——罗东进，生在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山东前夕。

　　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的罗荣桓、林月琴夫妇痛下决心，再有孩子一定要带在自己身边，可在战争年代，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罗东进，又是一个在老乡家长大的孩子。

　　虽然父亲在一一五师是个大官，但那时共产党大官的孩子也没有什么特殊待遇，罗东进与老乡家的孩子有共同的体形——头大肚子大、胳膊腿细，4岁多的孩子还不长头发，不会走路，典型的营养不良。

　　在部队行进和转移期间，罗东进作为部队特殊的一员，是坐着箩筐走过来的。挑夫一头挑着他，一头挑着山东肥城著名的大桃，孩子饿了，从箩筐那一头就可以取桃吃。

　　那时，罗东进第一次见到了白面煎饼，但他不敢吃。孩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是红色的高粱面煎饼，还有就是谷子和稗子合在一起做出的煎饼，快5岁的孩子还不认得白面那雪白的颜色。

　　罗东进还见到了多年未见的父亲，他怯怯地躲在别人身后，不敢上前认爸爸。他认生，也怕那个胡子长长的人——罗荣桓发誓不消灭日本鬼子不刮胡子，硬硬的胡子扎得儿子生疼。

　　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大捷中一举扬名。这是全国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一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罗荣桓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曾有人对罗东进形容他父亲当年打大仗前的情景：大热天，罗荣桓摇着蒲扇看水浒。

　　他的沉着和冷静及不盲目跟从，在1941年山东面临大扫荡时表现得极为明显。当时，日伪出动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时任一一五师政委的罗荣桓率3000余人，用往敌人大本营方向前进这种对手最想象不到的方式，从沂南县的留田巧妙地穿过敌人三道封锁线，以不费一枪一弹，无一人伤亡的代价，胜利突出敌人重围。

　　对大家都熟知的“敌进我退”这种战略战术，罗荣桓也根据山东根据地当地的情况，有自己的灵活处理。他形容山东根据地的狭窄地形：“一个子弹能打穿，退？往哪儿退？”

　　所以山东根据地有一种罗荣桓创造的“翻边战术”：敌人打过来，八路军凭借身手灵活，打过去。

　　罗东进童年的残存记忆，一大部分是与父亲的身体有关的：罗荣桓的肾脏那时就出了问题，新四军陈毅军长派来了奥地利籍泌尿科专家罗生特为他诊治，诊断结果是罗荣桓的肾脏可能长了东西。

　　频繁尿血的罗荣桓已经不能骑马，只能坐担架指挥，可他无忧无虑的6岁孩子只知道吃和玩，罗东进称为父亲治病的罗生特为“大鼻子叔叔”，相应的，罗家的孩子也被大鼻子称为“小鼻子娃娃”。

　　那是攻打重镇临沂的时候。只有打下临沂，山东抗日根据地才能连成一片，但医生坚决不同意罗荣桓上前线。山东抗日根据地当时是一元化领导，罗荣桓身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以及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身上的担子无法推卸。心疼丈夫的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没法阻止他往前线冲，只能暗示警卫员和马夫躲起来，罗荣桓生气了，罗东进第一次见到了父母吵架。

　　临沂最终打下来，用的是巧办法。八路军把地道挖到了临沂城下，把炸药放在棺材里推进了地道……

　　罗东进生平第一次进城，看到了电灯。警卫员把孩子举起来，对着发光的灯泡，让只见过油灯的罗东进“使劲吹，吹灭它！”

　　罗东进大致知道那个日子，那是1945年8月以后，一个6岁的中国孩子，八路军一一五师之子，因为这种方式，记得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刻。

　　贺龙——贺晓明

　　贺晓明带着女儿来到了卢沟桥。

　　女儿站在桥上，凝望着昔日的宛平城外，“日本鬼子是从那边来的吗？”

　　贺晓明威风凛凛地回答：“狗日的就是从那边来的！”

　　一句话，透出了平时看着温文尔雅的贺晓明骨子里面的东西，那才是我们熟知的贺龙气质——贺晓明，是贺龙51岁才生下的女儿。她的姐姐、哥哥，贺捷生和贺鹏飞，分别生于红军长征和抗战期间，再加上生于解放战争时期的贺晓明及降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贺黎明，贺家的子女，以出生的时间划分了新中国建立前的不同阶段。

　　贺晓明为自己的父亲曾是八路军自豪：“我是一二Ｏ师的后代！”60多年前，八路军一二Ｏ师，是一个让敌人头疼的部队番号。

　　忻口战役后，贺龙任师长的一二Ｏ师在雁门关设伏，击毁日军运输汽车100多辆，毙敌500多人，夺回雁门关。

　　陈庄，位于河北省灵寿县城西北约50公里的太行山腹地。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第一二Ｏ师后方机关的所在地。

　　1939年9月，第一二Ｏ师主力部队一部在师长贺龙和政治委员关向应的率领下，秘密转移至陈庄地区进行休整。

　　日军第8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侦悉这一情况后，调集其全部兵力共1500余人，由灵寿县城向陈庄进犯。

　　陈庄战斗打得激烈。历时6天5夜，击毙水原义重少将以下日军1280余人，一二Ｏ师仅鬼子的长枪就缴获500多支。

　　当时日军来了好几架飞机增援，空投了6个包袱，包袱里是大米、饼干、子弹。八路军抢到了4个，敌人的弹药和粮食正好补充了八路军的后勤给养。

　　长大后的贺晓明到了陈庄。著名的陈庄在这个后代心里再不是地图的概念——她看到了大树上至今还密布的枪眼。

　　也是在陈庄，贺晓明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扫墓，她也学了当地老乡，拿了老乡扫炕的扫帚，慢慢地在陈庄歼灭战纪念碑上祭扫。人们告诉贺晓明，当地风俗是遇有大事，例如年轻人结婚仪式，都会在这个纪念碑前举办。老百姓没有忘记贺龙，也没有忘记在陈庄洒下热血的584名八路军指战员。

　　老百姓拉着贺晓明去看贺龙当年的篮球场，篮球队是贺龙手下的几件宝之一，他们进行“双打”——边打鬼子边打篮球。有许多次，日本鬼子都快到了，篮球队还在生龙活虎地比赛，老乡告诉现在都替当年的父亲捏一把汗的贺晓明：“不怕，老总心里有数。”

　　贺龙的体育爱好对打鬼子有时颇有帮助。1939年夏，冀中平原连降大雨，太行山洪水下泄，日本鬼子企图利用大水消灭八路军，掘开滹沱河、子牙河等，华北平原一片汪洋。但是被老百姓称为水龙出身的贺龙本来就喜欢水，他立即下令开展全军性的游泳活动，进行水上练兵。一二Ｏ师建造了许多木船、木筏，成了“水上飞”。

　　贺龙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因此，建军节这天也就成了贺家的家节。尽管父亲已离世多年，全家还是要在这一天尽可能地聚在一起，吃饭，唱歌——全是军歌和老歌。

　　每年7月31日晚的聚会，贺晓明都卡着表：“现在，朱老总该请客了，鸿门宴开始。”——以几十年前的南昌起义时间表计算。

　　有一个固定的程序，谁都不会忘。所有的人一见面都会以这样的方式互致问候：

　　“口令？”“山河统一！”

　　刘伯承——刘太行

　　刘太行是让他的徐向前叔叔一路从太行山背到延安的，那时他才一岁多。

　　刘伯承给儿子取名时“就地取材”：孩子生在太行山，在家里属太字辈，太行山是八路军总部，爸爸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干脆，叫太行！

　　刘太行生在1940年百团大战正酣的时候。部队忙着打仗，没空照顾娃娃，好不容易找的奶妈也被日本鬼子残酷的扫荡吓跑了。孩子的吃食不足，一天到晚向人要馍馍吃。

　　有关抗战的童年记忆，刘太行模糊了。他只记得小时候的自己拖着爸爸百团大战时得的奖章，在院子里飞奔。

　　父亲去世了，刘太行才突然明白过来，他想知道抗日战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想知道共产党用什么办法在当时集合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饿着肚子打鬼子，他还想知道为什么国民党不惜人力物力地在大城市与日寇决战未能取得如愿的战果，而共产党靠游击战，却怎么一点点吃掉了大批鬼子——更重要的，他想明白自己的父亲。

　　于是，他上路了，沿着父亲打仗的地方，每年至少去一次，或者两次，去问当地的百姓。

　　他明白了父亲的英勇。

　　抗战伊始，刘伯承便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组织部下夜袭阳明堡机场，把24架日军飞机炸得稀里哗啦，使日军向忻口前线的空中轰炸和补给一度停止。1938年3月，刘伯承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佯攻黎阳，再在神头岭将日军救援部队1500余人伏击歼灭，又率部取得了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400多个鬼子倒在一二九师的刀枪下。

　　刘太行也从老乡嘴里知道了八路军及父亲曾经的艰难。1942年，几万日军对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司令部所在地进行扫荡，八路军处于不利的位置。

　　对那次扫荡，刘伯承是有一定准备的。他事先预料到日军在百团大战中吃了大亏，必然会报复，前一年的目标既然已对冀中平原进行了“三光”的“五一大扫荡”，之后肯定会对准八路军的首脑机关而来。这个细致颇有经验的指挥官，沿着事先侦察好的突围路线，带着党校的800多名干部，从敌人的包围圈里突围出来。

　　刘太行用一件事形容父亲的细致：自己小时淘气，把课本撕烂了，遭到父亲的一顿教训；然后，刘伯承在油灯下为儿子粘课本，一页一页地对起来。

　　事后几十年，刘伯承对儿子提起突围这件事，却带着一丝后怕：“带着那么多干部，都是党的宝贝，他们死了我怎么交代？”

　　刘太行从老乡那儿得知，腿上受伤，眼睛又不方便的父亲突围并不容易，他是坐在椅子上，被抬出包围圈的。路上没食没水，充饥解渴的，是当地的土产柿饼子和大枣。

　　刘太行幸运地在延安长大。他还记得与妹妹拿了父母的津贴买西瓜，两个孩子一个闪失，眼睁睁看着西瓜滚到山下……

　　但比他小一岁的妹妹刘华北却没有见到抗战胜利的阳光。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老实、不太爱说话的小姑娘，在延安保育院里，被半夜里闯到窑洞里的坏蛋谋害了。

　　虽然估计孩子的被害是针对在抗战前线的刘伯承而来，但案子一直没有破。刘伯承终生觉得对不起死时仅仅5岁的女儿。可他从不提起。只是在临终前偶尔清醒的时候，老元帅对夫人汪荣华说：“我太对不起大女儿了，没有把她养大。”

　　关于父辈的记忆

　　无论是刘太行、罗东进，还是贺晓明，出身于军人家庭的他们，后来都当过兵。贺晓明戏称为“是军队的固定资产”。

　　因此，他们对父亲的感情，既是儿女对父亲的亲情，又有士兵对元帅的崇拜。这种亲情和崇拜，因岁月的流逝和父亲们的离去，变得更加绵长。

　　他们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父亲曾经走过的、打鬼子的道路。沿着八路军三路大军的三条战斗路线，他们找到了父亲曾经的故事，也寻找到了一段由千万个别人的父亲共同组成的历史。

　　我们发出疑问：作为元帅的子女，难道没有亲耳聆听父亲讲讲战斗故事？元帅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当年的抗战的？

　　罗东进说，父亲几乎从来不提自己的事。罗荣桓不主张宣传自己，哪怕是看了别人写的回忆文章都会发火：“为什么写我？死了那么多战士！”

　　他阻止子女们猜测授衔后的元帅服样式：“那不就像个唱戏的！”在这种情况下，罗家的子女们只好抓住记者一次来采访照相的机会，与身着元帅服的父亲合影。

　　1963年，从抗战期间就疾病缠身的罗荣桓因尿毒症去世。他的离世让毛泽东主席悲伤不已，写下《吊罗荣桓》一诗，第一句就是“记得当年草上飞”。

　　1965年，贺龙对孩子们说，我要抽一个假期，讲讲你们老子是什么样的人。但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文革”就来了。1966年，70岁的贺龙把上大学的贺晓明送到楼梯口，看着女儿离去，那就是父女相见的最后一面。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贺晓明看到了哀伤的周恩来，她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周恩来回答：“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此言一出，全场放声痛哭。

　　时至今日，贺晓明依然对父亲十分敬仰：“他是一个魅力十足的男人，如果我不是他的女儿，一定会追求他。”

　　也是在1965年，刘伯承元帅双目失明了。这个为全中国获得光明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军人，从此陷入了整整21年的黑暗之中。

　　刘伯承喜欢孩子。他看不见东西后，对孙子辈表达感情的方式就变成了捏屁股，但有一天，他对夫人说：我以后不捏孩子们了，我手重，怕捏坏了。

　　凡儿子出差，无论去哪儿，回来后刘伯承都会问：“涉县情况怎么样？庄稼长得如何？”河北涉县是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刘伯承心里刻着那个地方。

　　刘伯承去世后，亲人们把他的骨灰分成了5份，分别洒在大别山、淮海战场、南京、他的家乡重庆开县和河北涉县。在涉县，继刘伯承之后，陆续又有5位将帅的灵骨陆续安放在山上，元帅和将军埋骨处从此改名“将军岭”。

　　刘伯承失明后，老想跟儿子聊聊天，可刘太行一是忙，二是嫌年老的父亲絮叨，不想陪父亲……

　　这是刘太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谈到这儿，刘太行，这位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空军少将一手捂住脸，另一只手在空中胡乱挥动着：“不说了！说起来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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