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信报：做志愿者不需要理由

　　用行政手段来组织志愿者行为，是自上而下的，这大概是西方原有的“义工精神”在中国的嬗变，组织行为是否会损耗志愿者行为的价值有待讨论。

　　作为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要不计成本去做各种各样的志愿者？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认同这样的价值观念：同情的正义和反哺的正义。

　　只有在这样的价值理念的主导下，我们才会有做志愿者的内心快乐。

　　做志愿者 不需要理由

　　信报记者 吴 鹏 实习生 陈 浮/文 黄 伟/图

　　一位旅美女作家曾经这样记录过自己在美国的一次经历：因多日忙于写作无暇收拾房间，她听说社区里有提供各种服务的志愿者，于是一个电话打过去，不一会儿，门铃响了。打开门，一位风度翩翩的50多岁男人站在面前。几个小时过去，男人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女作家事后跑到社区去感谢，却被告知：上门替他打扫房间的——是本市的市长！

　　在中国，随着大型会议、活动的增加，志愿者正在成为一个需求旺盛的群体。这些经过层层选拔的优秀青年，承载着国家或者城市的脸面，出现在世界各地来宾的面前。然而，中国是一个缺乏志愿者传统的国家，中国人更倾向于给自己做的每件事情寻找一个意义，或者说——有用性。这种实用主义下的志愿者文化，有必要经受现代性的检验。

　　在重庆结束不久的亚太市长峰会志愿者选拔过程中，在欢乐健康的氛围里也夹杂有一些流言：某些高校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多少夹杂了一点功利目的，比方说，毕业后能拥有一个重量级的烫金证书、会有一些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市长、财长们结识的机会有利于今后就业等等。甚至有些人怀揣这样的梦想：既然吴小莉被朱 基总理点名能一夜成名，我为什么不能？

　　志愿者心态面面观

　　西南交通大学的王玲(化名)刚进大学就加入了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据她说当时入学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报名很简单，只需要到网上登记注册。不过以后的一些活动就不一定每个报名的人都有机会。

　　用她的话说，她是比较幸运的那种。因为自己是学校团委的成员，所以一般有活动都是具有“优先权”的。

　　王玲说最开始加入志愿者协会的时候确实是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在大学呆的时间久了，学习又忙，大家都在为以后的出路奔波，她也就开始选择性地参加一些活动。

　　偏远山区的不去；工作太辛苦的不去；太耽误时间的不去……。

　　到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她听说参加过志愿者活动的经历都会在档案上有记载，并且有些比较大型的公益活动还会有一定的工资。她就更确定了选择的条件——不能对以后有实际帮助的不去。

　　四川美术学院一些学生说，几乎每个大学新生从“大一主动”开始都会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但是现在问起他们，他们都不记得是些什么活动了，也不记得要求做了哪些事情。因为一入校，老师就告诉他们，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可以加学分，于是很多人都报名了。但是加入组织之后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美院的凌晨(化名)说，他当时很积极加入了一些社团，而且也加入了学生会，老师告诉他们说多做一些活动，在每学期结束的时候的总结上会加上0.5~2个学分，而学分的多少又是直接和奖学金挂钩的。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很积极。

　　有些参加志愿活动的“志愿者”甚至是把志愿活动当成“联谊会”。他们希望在这种活动中能够结识一些异性，他们认为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一定是心地善良，非常优秀的人。

　　还有一种属于志愿者边缘的行为。在学生毕业之前，偏远地区都会到学校来招募一些老师，但是由于地方较为偏远，经济状况不好，虽然打着“支援”的旗号，但是仍然没有多少人去。西南政法大学的黄宏伟(化名)在毕业的时候毫不犹豫去了西藏，给周围的人留下无私的印象，但是他自己说，其实去那里是没有办法，在重庆找不到工作，去西藏至少是个工作，会有点工资。

　　我不做机会主义者

　　事实上，“志愿者行动”(volunteer)是个西方舶来的概念，真正进入中国的历史不过20年，直到1994年，中国有了自己的“青年志愿者协会”，成为这一运动被中国社会认知的标志。

　　但是，时至今日，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志愿者精神”却尚在讨论之中，这种起源于西方“传教士”文化传统的“义工精神”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融入到中国的

　　正是因为我们总是用我们这个社会固有的认知方式去审视这个“新鲜事物”，所以才有了“志愿者”文化在中国的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版本。

　　一些志愿者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刚刚在7月14日“重庆亚太市长峰会青年志愿者风采大赛”上荣获亚军的

　　真正的志愿者精神在西方是一种价值理性，它充分尊重个体的独立选择，是在“利己”基础上“利他”而达到一种互惠。这样的志愿者行动则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

　　对于市民冷雪霜女士一个人写15万字的峰会策划书这样的举动，赵静表示并不认同。

　　“我认为这起码是不够理性的。希望靠一个人的力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觉得可能吗？市长奖励她一台电脑，我认为并不是表彰她这个人，而是表彰她的这种行为。”赵静说。

　　志愿者究竟在亚太市长峰会这样的国际性会议上有什么样的功能定位？赵静认为：国际会议并不会为志愿者特别设立那些特殊的岗位，但是志愿者的地位却非常的重要，它是宣传的使者、传播文明的使者、友好的使者、民间外交的使者，志愿者可以化身为很多的角色，它是见缝插针的，看起来可能像个“打杂的”，很多部门的衔接在后期要靠志愿者来填补上，这样一个国际会议才能更完美。

　　“官方的立场也许有不太好说的地方，要表达这个意图，可能从志愿者的口中说出，更能体现朋友的感觉。”赵静说。

　　“志愿者土壤”在哪里？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次亚太市长峰会的志愿者遴选的过程是极其漫长的。从开始的10000多人报名，7500人入围。到初选时只有450人入围，再到复选时的280人成为核心志愿者。

　　最终，在280名核心志愿者中，有30人入围由团市委主办的“志愿者风采大赛”，在30人里再选出13人参加最后冠亚季军的角逐，最终，关尹、赵静、杨雪梅分获前三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是有行政力量参与的。用行政手段来组织志愿者行为，是自上而下的，这大概是西方原有的“义工精神”在中国的嬗变。组织行为是否真的就是志愿者行为？这一点，尚有待讨论。

　　志愿活动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100 多年。志愿者进入中国后，还派生出南北两个叫法：北方称之志愿者；南方则叫义工。香港台湾两地就叫义工，台湾设有专门的“义工法”。

　　中国人对义务工作的概念并不陌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义务劳动以及学雷锋的全民义务运动，人们至今记忆犹新。而北大志愿服务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一个随机的抽样调查显示，80%的人认为自己曾经做过义务工作。

　　那么志愿者精神是否等同于雷锋精神？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熊跃根认为，民间义工是一种自发现象，是人类道德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学雷锋却是由政府倡导的一种社会和政治总动员。二者有较大区别。

　　雷锋精神所倡导的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完全利他的。而西方的志愿精神是一种价值理性，充分尊重个体的独立选择，是在“利己”基础上“利他”而达到一种互惠。“雷锋精神”是道德的最高层次，与此相对应，西方的志愿者行动则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

　　也就是说，志愿者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应该去服务他人和社会，而且不受任何行政力量主使的一种价值理性。亚太市长峰会志愿者赵静的说法就是这种价值理性的直接体现。

　　有这样一组数据也许让我们震惊，志愿服务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变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经常性的人际交往社会生活方式。根据有些国家的测算，志愿者所创造的财富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4%。就美国而言，志愿者每年创造价值2250亿美元的社会财富，相当于900万全职雇员一年的产出。

　　中国人自古以来也有“义”的精神，这其实就是我们培育“志愿者精神”的土壤，美国的市长可以在自己闲暇的时候做一个普通的外国游客的志愿者，甚至为她打扫房间，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做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志愿者”的义务。

　　作为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要舍弃成本去做各种各样的志愿者？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认同这样的价值观念：同情的正义和反哺的正义。

　　比如我们问那些要做“亚太市长峰会”的志愿者，“你为什么要去做志愿者”？

　　除了各种各样被媒体推崇的理由外，他们的回答还应该是：我们必须回报我们的这个社会给予我们的一切——这就是做志愿者的理由。或者说，做志愿者不需要理由。

　　只有在这样的价值理念的主导下，我们才会有做志愿者的内心快乐。

　　反观之，我们的社会也应该遵循这种价值理性。这样我们才会看到一个没有歧视的、更为关怀弱势群体的、充满温情主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