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小波/文

　　8月7日下午1点30分，广东省兴宁市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123人被困井下。而就在半个月前，7月1 6日，也是在这个县级市，刚刚发生过一起透水事故，16人遇难。井下的死者尸骨未寒，又发生了如此惨剧，所有的人都在 问，矿难如此频繁发生，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偶然的因素还是有背后的必然性？

　　由于路途遥远，8月8日，我们到达大兴煤矿时已是晚上，现场气氛混乱而沉重。由于

井下被困的人数众多，责任重 大，在事故发生以后，抢险救援由广东省副省长游宁丰直接任总指挥，从四面八方紧急调来了很多救援人员，但由于井下的水 太大，能够采取的惟一措施就是通过本地三台小功率的抽水机排水，井下的水位几乎没有下降，因此，绝大多数人都是守在井 口前，默默地等待……

　　镜头前，人人自危，尽量不开口。

　　闻讯赶来的家属心情也很沉重，不愿也不敢想象最终的结果。

　　而事故发生以后，主要的矿主和矿上的一些管理人员也逃逸了。

　　很快，我们就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过程并不复杂，大兴煤矿是一家私营煤矿，1999年由一个国有煤矿转制而成 ，年设计生产能力只有3万吨，从大兴煤矿的结构示意图上，我们知道了这个矿的上面是一个以前采完煤的积水区，积水大概 有1500万立方米到20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中型水库悬在头顶，中间是一层隔水区，矿工们就在水淹区下作业。“ 下面采空以后，上面整个煤层抽塌下来，防水墙也就拉通了。”总指挥游宁丰告诉我们。

　　过程的推断似乎很简单，但背后有没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呢？事故发生前，兴宁市刚发生透水事故，广东省政府决定 全省煤矿停业整顿，而这次事故发生在停业整顿期间，也暴露出了众多小煤矿明停暗采、白天停晚上采的实际问题。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矿主公然无视政府法律法规，为什么？

　　这个没有采矿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的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如何得到的？一个证照不齐的企业为什么能在当地生 产几年？

　　煤矿的设计生产能力3万吨，为什么它上半年的产量就达到了5万吨？

　　在兴宁市惟一一个给煤矿企业做安全评估的评价中心，我们发现大兴煤矿的评估报告上，早就注明了大兴煤矿的很多 安全隐患，其中透水事故是放在隐患的第一位。

　　我们也逐一走访了其它监督管理部门，发现这些部门的意见竟然惊人一致的是：当初此矿是为了解决国有煤矿破产改 制，证照正在办理就视同证照齐全，一路绿灯。

　　而且令人吃惊的是，我们还发现在兴宁市国土局，像大兴煤矿一样没有采矿许可证就在生产的企业还有十几家。

　　也许，这些已足够说明连续两次透水事故的发生并不是偶然。

　　广东省副省长游宁丰很坦率：“当地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不到位，政府监管不力。”

　　8月9日，123名矿工被证实已经没有生还可能。当晚，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梅州市市长何正拔和兴宁市市长曾 祥海停职检查。

　　8月10日，大兴煤矿的11名主要领导人员全部归案。

　　8月11日，国务院正式成立事故调查小组，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强调，要“严 查矿难背后官员失职、渎职和腐败问题”、“对非法开采小煤矿的人要让他们倾家荡产”。

　　此外，调查组的下一步工作主要将是查处非法生产背后的官商勾结问题，以及是不是有公务员为他们提供保护伞的问 题。其实，避免矿难的发生，需要的就是重点整治，需要的就是发生一起就让这些矿主倾家荡产、让这些官员付出昂贵代价的 制度。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

　　杜宝良的诉讼与妥协

　　王刚/文

　　从8月20日起，北京市交通管理局将定期向有未处理违法行为记录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和满12分的驾驶人 发出信函，提醒当事人及时接受处理。

　　这个消息对杜宝良说，应该是个极大的安慰。从这个结果看，杜宝良的妥协似乎也有了意义。

　　杜宝良和他的妻子1994年来到北京，以卖菜为生。两口子守着一块不足10平方米的卖菜摊位，维持着每月10 00元左右的收入。

　　2003年7月28日，杜宝良拿到驾驶执照，并买了一辆小客货。一年之后，在西城区真武庙路头条，司机杜宝良 第一次违章逆行。再后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所有105起交通违法行为都发生在这一地点。

　　在这个地方，杜宝良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一个交通标志：小汽车下面划着一道横线。他当时的理解是，小车可以通 过。

　　2005年5月开始，北京市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交通秩序整顿，对累计记有20起(含)以上未处理非现场 违法记录的机动车进行专项追查。105次违章之后，有交警终于告诉杜宝良，那是禁止通行的标志。

　　为何交通管理部门的通知会迟到？根据《新交法》，当交管部门“发现有未处理的违法记录”时，才具有书面告知的 义务。而北京交管部门并没有“发现有未处理的违法记录”。理论上，司机必须隔三差五地上网、发短信或通过其他办法查询 非现场处罚记录，被动地等待交管局通知，将很有可能遭遇杜宝良式的麻烦。

　　这个四十岁的男人交了罚款后，接受了律师和社会的意见，将西城区交管部门告上了法院。

　　在这个全国交通问题最为复杂的城市，一个外来者的诉讼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甚至被引申为一个公共话题——37 3万司机与6000交警的矛盾。杜宝良身后是北京市373万司机的共同利益，第一次见到杜宝良，他的窘境很大程度上左 右了我的立场，某种激动的情绪始终弥漫在之后的采访中。

　　不久，引起该案转折的事件在江苏发生了。江苏省公安厅出台新规，自8月1日起，实行六项执法告知服务制度。在 这个节骨眼上，该制度的推出，催化了杜宝良案的进程。

　　随后，北京交管部门松口了，出台了相关告知制度。杜案顿时也变得豁然开朗，但就在各方期盼开庭的时候撤诉了。

　　第二天，我带着一连串疑问去见杜宝良。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在面对一个中途“变节”的男人。在整个采访中他始终 无语，他的律师告诉我，他从交管部门那里得到了退款的承诺。

　　之后数日的采访，我几乎丧失了方向。为该案没有一个痛快淋漓的诉讼结果而郁闷不已。

　　最终，一位退休的老交警让我得以客观地看到影响该案的全部因素。他叫段里仁，前北京交通局局长、建设部畅通工 程专家。他毫不讳言地指责了交管部门的一些不当做法。但也同样告诉了我们一个无法规避的事实。

　　在如今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把一切发生在路上的矛盾往往都归咎于交警。

　　回顾历史，自古以来，中国的路始终是用来跑马的，现代交通的概念比国外整整落后了70年，汽车时代姗姗来迟的 后果就是短期内无法速成的交通人文意识、遵纪守法和安全意识。

　　纵观国外交通，在大发展时期也无不是一个“乱”字。70年代，日本经济大发展时期的交通乱到连十字路口都变成 了停车场。彼时，交通矛盾在日本颇令当局头痛，交通讼案每年不断。致使日本直到今天，一系列交通规划都未见真正实施。

　　在这个背景下看国内愈演愈烈的交通矛盾，真正交警的责任又有多少呢？在这个时候，司机与交警的关系变得尤为重 要。善治之下的和谐方是长远之道。

　　(作者系中国《新闻周刊》时政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