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血之宁夏抗战

　　编者按：

　　8月15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不是，是9月3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直到9月2日，日本政府才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当时的国民政府把1946年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曾将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1951年又发通告，确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99年，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

法》明确规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60年前的抗战，曾经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日本铁骑虽然没有踏入宁夏境内，但贺兰山下、黄河岸边，到处回响着宁夏回汉等各族儿女的抗日声音……通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搜集和采访，本报特别推出“贺兰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特刊”，以纪念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全面展现宁夏回汉等各族儿女为抗日所作出的贡献。日军密谋向西北扩张

　　抗日战争爆发后，退居西南、西北的国民政府为了军事的需要，利用西北的资源，大力提倡“开发大西北”、“抗战建国”运动，使西北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和优势产业得到了繁荣和发展。与中国西北地区毗邻的苏联，积极支持中国抗战，援助的物资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运到中国，并派空军在华参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的西北地区不仅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而且还与国际反法西斯阵地相连接。

　　西北日趋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和自然地理优势条件，已成为日军吞并中国、独占亚洲的巨大阻力。为消除隐患，日军早在占领东北后，就一直把控制东起察（哈尔）绥（远），西至宁（夏）甘（肃）新（疆），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绝中苏联系，保证其主力南下的后方安全作为主要战略目标。日军没有足够兵力对西北地区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只好采取收买汉奸，培植傀儡伪政权，特别是想利用挑拨蒙回藏等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之间战争。绥宁地区是这条封锁线上的关键，夺取了这片土地，日军就可以进入新疆，并直接威胁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并由绥宁东出，侵入冀、晋、陕等省，这是一条日军侵入中国腹地的理想通道。为此，日军早在1935年就制定了向内蒙古、绥远、宁夏、甘肃扩张的《对内蒙施策要领》的秘密计划。日军加紧对宁夏的特务渗透

　　宁夏位居西北的东北部，战略地位独特，堪称西北的咽喉。日军为了打开西北的咽喉，首先加紧对宁夏的特务渗透，公开对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进行策反。日本特务潜入绥远、宁夏及河西各地，建立据点，设立特务机关，安置电台，派遣汽车、骆驼队运送物资，并在宁夏西北部的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开辟简易军用机场，企图在这一带建立侵略整个大西北的桥头堡。1936年2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飞抵定远营进行策反活动，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叶森和蒙藏委员会驻宁调解组织长刘柏石前去谈判，明确提出不许在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同年8月，日军又派羽山少校和石田三郎、熊田俊夫等携带地图、相机，由临河来宁夏“游历”，刺探宁夏情报。由于国民党中央抗日决心还未形成，马鸿逵对日特活动采取容忍态度，对于日本的暗中拉拢，他采取既不反日也不抗日的态度，静观时局变化。种种迹象表明，马鸿逵当时面对西北复杂变幻的政治形势，为了巩固其在宁夏的统治地位，不敢表示明确的态度，意在等待国民党政府的决断。日军建立“回回国”的阴谋宣告破产

　　日本除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人民外，同时在政治上采取“以华制华”的阴谋，企图在宁夏、绥西一带先行建立“回回国”，然后逐渐向西扩展。为了实现其阴谋，日军始终对马鸿逵抱有“合作”的希望，对他采取又拉又打和软硬兼施的手段，迫其就范。日军任命马鸿逵之父马福祥的旧部旅长蒋文焕为“回军总司令”驻包头，借机拉拢马鸿逵。1938年初，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下设“西北回教总联合会”，声称须回教有影响的军事领袖方可担任会长职务，但马鸿逵对日军的暗示无动于衷。1938年底，日军又从东北物色一阿訇，企图利用民族宗教关系让马鸿逵效忠“伪满帝国”，投靠日本，但此人刚到包头就被阻止入宁。接着，日军又向宁夏空投劝降信、宣传单，均未奏效。坂垣征四郎再次飞抵定远营，邀请马鸿逵面谈，宁夏当局派省党部书记周百隍前往，表示与日本“势不两立”。日军在策反马鸿逵的同时，也不断用武力威逼，日军飞机由山西运城侵华基地出动飞机轰炸宁夏，除零星单机飞宁侦察外，对银川大的轰炸有3次：1937年11月5日，7架日机投弹数枚，炸死2人；1939年3月6日，12架日机投弹炸死炸伤300多人，景状甚惨；1939年9月15日，33架日军飞机同时出动，这次由于宁夏当局预先发出防空警报，军民提前疏散，无大损失。日军飞机轰炸宁夏，标志着日军在西北地区建立“回回国”的阴谋宣告破产和对马鸿逵的策反失败。马鸿逵由观望到决心抗日

　　在国内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队接连溃败的时候，西北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陕甘宁边区与宁夏相邻，日军一旦侵占宁夏，将会威胁边区后方，因此共产党非常关注宁夏政治、军事事态的发展。1937年宁夏籍共产党员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的身份到银川做马鸿逵的工作，并在宁夏建立了以袁金章、雷启霖等进步人士组成的统战小组，争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抗战的支持。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代表谢觉哉、彭加伦也多次做宁夏上层人士的思想工作。范长江、黄炎培等进步人士的宣传，也使“宁马”部队的广大官兵认清了形势。而此时，日军对宁夏的态度也由以前的威逼拉拢发展到军事进攻，权衡利弊，马鸿逵由观望到最终决心抗日。取缔日特机关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形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在额济纳旗、阿拉善旗的日本特务以东庙为基地，在酒泉、张掖、武威、银川等地大肆活动。南京国民政府获悉后，命令驻二里河子站专员王德淦前往调查。王德淦潜入敌特基地，点燃军火库，焚毁库存枪支物资。王德淦这一义举，震动全国。1937年春，宁夏省派17集团军参谋长李翰园前往额济纳旗将驻额济纳旗日特机关全部破获，日特全部就擒，并被解往兰州枪决。为了防止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扎雅为日本人利用，1938年2月，马鸿逵派兵围困定远营，强行将达理扎雅请至银川软禁起来，并赶走了日本特务，捣毁日特机关、电台和飞机场，在旗府设立“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绥西战役守住了西北的北大门

　　1938年到1942年的绥西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宁夏人参与过的唯一一次战役，马鸿宾、马鸿逵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在马鸿宾的统一指挥下，与傅作义部密切配合，在今内蒙古临河、五原一带同日、伪军多次激战，最终将日军赶出了西北，粉碎了日军侵占宁夏和西北的战略计划，牵制了华北日军的力量。

　　虽然马鸿逵、马鸿宾在对日伪军作战时，只是尽可能地阻止日军由绥西进入宁夏，有保地盘和自身力量的因素在内，但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和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他们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主，积极抗日，捍卫住了西北的门户，保障了后方基地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安全，功绩值得肯定。参战的回汉族官兵为捍卫民族利益，浴血奋战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宁夏人民的骄傲与自豪。国民政府授予马鸿逵、马鸿宾忠勤勋章，嘉奖他们在抗击日寇侵略战争中的功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渗透，宁夏与全国各地一样，不断以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平津沦陷后，宁夏留平学生流亡各地，组织“西北流亡团”，后陆续返回宁夏，殷占雄、雷启霖、袁金璋、谈尚彦、高尚信、李雨村、刘兴汉等成为在宁夏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对推动宁夏社会的抗日斗争起到积极的作用。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杨一木为书记（后为李仰南）的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培养革命青年骨干，团结地方人士，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开展兵运工作。1939年底，新任工委书记崔景岳秘密来到宁夏组成新的工委班子，正当宁夏工委工作有了新的转机之际，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进犯延安，宁夏当局加紧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1941年4月17日，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等工委领导人被敌人活埋于银川城隍庙后，宁夏工委遭到全面破坏。

　　1938年，宁夏实验小学教师杨文海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秘密组织学生成立“西北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后定名“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简称宁夏少战团），公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他的带动下，后方抗战服务团、农村抗战服务团、回民教长战时教育研究会、文化书社等组织先后成立。宁夏少战团聘请雷启霖、罗雪樵、杨茂林、梁飞彪等社会知名人士为顾问，有自己的宗旨、口号、团章、团歌、宣言，除组织政治、军事知识学习外，常以办壁板、演讲会和文艺演出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形势，揭露日寇罪行。他们还组成巡回宣传队，分赴宁夏各地宣传抗日。在宁夏少战团的影响下，各县学校也纷纷成立“少年农村服务团”，平罗县黄渠桥北校的抗日宣传队改为“宁夏少战团分团”，成为宁夏抗日宣传最活跃的县。

　　绥西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宁夏回汉族人民的抗日热情，全省各界爱国人士，组成“宁夏各界慰劳抗战委员会”，在全省开展募捐慰问抗战将士和英烈遗属的活动，并利用捐款新建了磴口、石嘴山、平罗、吴忠4所临时战地医院。吴忠回族工商者李凤藻还在自家设立慰劳绥西伤病员接待处。海原固原回族农民的3次武装起义

　　抗战时期，原属甘肃省辖内的固原地区的回汉族人民也留下了光辉的业绩。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中共固原县委在统战区建立的区委组织被迫撤销，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在中共平东工委的领导下，红河、麻子沟圈、陈坪、石家沟口、峁家堡子、堡子崾岘6个基层党组织一直隐蔽斗争到固原解放。固北县委还组织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工人联合会和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号召人民为抗日前线募捐，动员兵员，建立保安队、自卫队、警卫队支援前线抗日。1937年组织大规模的开荒和大生产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军政人员的军粮。

　　在党的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海原、固原的回族农民于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和民族歧视，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在马国瑞、马国璘等人的领导下，3次爆发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特别是第3次起义失败后，余部在马思义的率领下突破重围，奔赴边区投入党的怀抱，组成了西北回族人民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回民抗日骑兵团，驰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疆场，为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吴晓红）（作者单位：宁夏地方志办公室）新闻来源：新消息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