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血之轰炸记忆

　　编者按：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对银川大的轰炸有3次：1937年11月5日，7架日机投弹数枚，炸死2人；1939年3月6日，12架日机投弹炸死炸伤300多人，景状甚惨；1939年9月15日，33架日军飞机同时出动，这次由于宁夏当局预先发出防空警报，军民提前疏散，无大损失。

　　时隔68年，我们有幸找到当年遭遇日军飞机轰炸的亲历者，重现当年的痛苦瞬间，目的是让我们牢记国难，祈盼痛苦的日子永不再来。

　　我的哥哥“死”于轰炸

　　小时候，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姐妹讲述日本飞机轰炸宁夏的事。

　　我们马家五代单传，我父亲马生林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个男孩，也就是我的哥哥拉西（穆斯林经名，那时候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才给起学名），他自然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

　　那时我家住在今贺兰县金贵镇。在拉西哥哥6岁时，一天他突然发起了高烧，嗓子肿得几乎咽不下一口水。父亲赶着毛驴，驮着哥哥和母亲急匆匆地赶往银川求医。他们刚走到银川北门附近时，就听到银川城里警报响个不停，城里的人像蚂蚁似的往城外涌，边跑还边喊：“飞机炸银川了，飞机炸银川了。”

　　事隔几十年，母亲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抬头往天上看，从八里桥方向黑压压地飞过一群飞机，足有40多架，轰鸣声震耳欲聋。它们排成犁花尖形（因母亲不识字，把飞机排成的形状形容成农民耕地时用的犁，实际上是“人”字形。），飞机从天上扔下明晃晃的炸弹，毛驴惊恐地竖起耳朵嘶鸣着，父亲不得不死死拽住缰绳。后来，母亲抱着哥哥躲到路边的一个壕沟里不敢动。最终，父母还冒着生命危险抱着拉西哥哥找到医生家，但医生家的大门紧闭，人已经跑了。就因为被日本飞机的轰炸耽搁，那聪明懂事的拉西哥哥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尽管父母后来又养育了9个孩子，但却没有一个男孩，让父母的心里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后来，母亲只要一看到五六岁的小男孩，总要把日本飞机轰炸银川时我们家的这个故事说一遍，直到她10年前去世。（马金凤）

　　我拣回一条命

　　我小的时候，老人们在一起聊天，也谈起日本飞机往银川扔炸弹的事情，说银川西塔院内和羊肉街口（今中山南街与中山北街交界处）死伤的人最多。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经常在银川街头看到一些拄着双拐、断了一条腿、一只脚，被大家称为“王瘸子”、“张瘸子”的残疾人，据说那都是日本飞机在银川撂炸弹时被炸伤的。

　　日本飞机最后一次往银川扔炸弹时，我不过半岁，所以对这些事没什么印象。长大以后，我曾听舅妈说：“你娃娃这条命，还是拣来的呢。”我问舅妈到底是咋回事，她才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

　　日本飞机一次轰炸时，城里拉响了警报，人们满街各巷四处乱跑躲避炸弹。当时，我家住在银川西门二道巷，我母亲慌忙中用被子把我一裹，抱起来就往外跑。快跑到西门桥时，母亲才发现手中只剩下了空被同，我什么时候掉了都不知道。母亲一下吓瘫了，坐在西门桥上只是哭。过了一会儿，逃难的人群中有个抱小孩的老姨妈走到正哭着的我母亲面前，气喘吁吁地说：“你这个女人，光顾跑了，连娃娃都不要了，今天要不是碰到我，这娃娃怕是没命了。”说完，将我交给我母亲，就消失在逃难的人群中不见了。就是这样，我才拣回了一条命。（井笑泉）

　　一声巨响后，我失去了父亲和一条腿

　　1939年，王锡山10岁。1939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六）这天，是王锡山第一次进城，也正是这一天，他和带他进城的父亲遭遇了日本飞机第二次轰炸银川。从此，王锡山永远失去了父亲，同时失去的还有自己的一条腿。

　　那时，王锡山家住银川西门桥北边的西环清真寺附近。1937年11月，银川遭遇了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银川居民惊恐万分。为了躲避轰炸，王锡山即将临产的母亲和王锡山的祖母住到位于现在银川西湖的农村去了。而王锡山的父亲当时在鼓楼北边的一家回民饭馆干活，王锡山同他住在家里。那天，父亲带他一起进城去了饭馆。那也是王锡山第一次进城，感到处处都很新奇。等到父亲下工后，他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起回西门的家。

　　当王锡山和父亲骑着自行车走到位于今“五一餐厅”处，就听到巨大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是日本的飞机呼啸着来了，还不时向地面上扔着炸弹。父亲加快了登车的速度，但落在周围的炮弹丝毫没有放慢追击的速度。王锡山记忆非常深刻的是，一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看到远处有一个步行的人，手持红布一样的东西，随着他手中红布的挥动，炸弹不时地落下来。过去很多年了，每次细想想，王锡山都觉得此人像是日本人的汉奸。

　　那时的银川人对炸弹袭击束手无策。王锡山的父亲只顾带着他拼命骑自行车向前跑，当父亲骑到宁夏省政府处（今公安厅对面）时，王锡山只听见一声巨响，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等他醒来后才知道，父亲已被炸死，自己的右腿从胯骨处被炸得失去了知觉。是邻居们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抬回了家中。

　　王锡山的爷爷奶奶为父亲操办了后事之后，将无法行走的王锡山送往位于今“金三角处”的一家医院。王锡山在医院住了三四个月，医生取出了胯骨内的弹片后，他就出院了。回到家中，天主教堂的一位修女每天上门为他擦洗伤口、换药。在床上躺了两年后，王锡山才能拄着拐杖下地行走。

　　王锡山12岁时，开始拄着拐杖上小学。1947年小学毕业后，王锡山经同学劝说，一起报考了银川一所师范学校，没想到竟然考上了，但学校没有接收他。后来他到亲戚开的油坊、杂货铺当了伙计。1949年，经媒人介绍，王锡山娶上了媳妇。（马伟）

　　防空洞里百十号人被“捂了麻雀”

　　大概是1939年的农历正月十六，我看见12架日本飞机对银川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那年我9岁。

　　那年的正月十五，银川的百姓还在六团门前（城隍庙前）看了马鸿逵部队士兵的社火表演。到了正月十六，人们依然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那天中午，天空中传来阵阵轰鸣声，日本的轰炸机飞临银川上空。看到这么多飞机，有些从没见过飞机的人还指着天空数着数，但还没数到12，飞机上的机枪就开始疯狂地向地面扫射，呼啸的子弹也像雨点般落下。一时间，飞机的轰鸣声，机枪的扫射声，炸弹的爆炸声，人们撕心裂肺地喊叫声，混成一片，人员死伤无数。当时，由于空袭来得突然，人们未听到警报声，四大厅八大处还未下班的职员就近钻进了防空洞。有一枚炸弹把地震局的防空洞炸塌，百十号人被“捂了麻雀”，只有几个人活了下来。当时有人说：“地震局防空洞有日本特务或汉奸做了暗号，所以炸弹才会投得那么准确。”日军的炸弹还把“益升酱园”炸毁，甜面酱、黄面酱被炸得满天飞。几天之后，成群结队的人到“益升酱园”的墙上刮大烟，说是被炸的酱缸里还有掌柜的大烟缸。

　　我家当时租住南门三道巷口董寡妇院子里的房子。轰炸使我家对面吴老爷家堂屋门前的大条石越街过墙，砸到我们的院子里，幸亏没伤到人。据说有个吹糖人的老汉，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由京津逃到包绥，又从河套逃到了宁夏，但还是没有逃过这一劫，在柳树巷口一个叫“一清池”的澡堂门前，他和他的糖人挑子被炸得粉碎。当时，日本飞机只是沿着西塔到新华街一条线进行轰炸，若是向南一偏，当时的菜市场也就是现在的商城人流聚集，拉洋片的、耍把戏的、说书的都在那里，不知要死多少人。日机轰炸时，我正在菜市场里听书。（口述：白育中整理刘柏序）

　　就那么一会儿功夫，我就没有了妈

　　8月24日，我采访了今年74岁的徐桂莲老人，她曾亲身经历过日军1939年对银川的两次轰炸，并在轰炸中失去了母亲。60多年时光的研磨，让她对轰炸的记忆碎成了一个个模糊的片段，但根据她的回忆，我们仍然可以拼凑出一些旧时的影像———

　　“那时候我还小，大概有七八岁吧，我们家在米市附近的一个院子里租了一间土坯房住着（该院落现在的位置为银川市兴庆区中心巷原废品收购站所在地）。出了前门走不远，就是马鸿逵姨太太的公馆（今群艺馆位置）。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里驻扎着马鸿逵的兵，进进出出有很多骑马的人，院子里还有酒作坊。院子附近有战壕，战壕里有地窨子（马鸿逵的驻军在战壕两边墙壁上挖出的猫耳洞，可作防空洞用，每个洞里可以躲两三人）。”

　　“我们一家三口靠父亲在米市卖米和打短工过活。母亲生了一个小妹妹后得了妇科病无钱医治，卧病在床。小妹妹大概比我小三四岁，刚生下不久就被送给了当时住在西门警备区的一个回族人家。小日本第一次轰炸银川的时候，父亲雇了个洋车（人力三轮车）把我们娘俩拉到妹妹的养父家躲避，那时，妹妹刚学会走路。我们大概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后来听说，在那次轰炸中，日本飞机专往有战壕的地方扔炸弹，很多躲在地窨子里的人都被炸塌的土堆活活闷死了。第二次轰炸是在农历8月份，那天，我父亲不在家，母亲躺在炕上，我跑出去玩。玩着玩着，天上来了飞机，我正看呢，就被大人们拉到地窨子里去了。刚进去，就听见外面轰隆隆的直响。响过之后，我钻出来一看，地面上的房子全塌了。马鸿逵的警察帮大伙儿从土堆里往出扒人（当时的住房一般为土坯房），我父亲赶回来后，从土堆里扒出了我母亲。我们家穷，没钱给母亲办后事，父亲只好用薄板把母亲埋到了南门外。就那么一会儿工夫，我就没有了妈。”

　　“没了母亲，我只能跟着父亲，他在哪儿打短工我就跟到哪儿，饥一顿饱一顿，十分可怜。长到10岁，父亲把我送到北门一家公馆里当丫头，那样还能有口饭吃。那家公馆里住的是马鸿逵的军需主任徐阶平，我到他们家去，名义上是当养女，实际上是使唤丫头。我要做饭、打扫屋子，带孩子。他们家的5个孩子都比我小，基本上都是我看着长大的。我18岁时，银川解放了，徐家要回山东老家，无法带我走，他们就联系熟人帮我找了个婆家。我出嫁了，这才开始过上了新社会的日子……”

　　虽然老人说起这些不幸遭遇时语调极其平淡，但我依然可以透过她的讲述，拂去数十年历史的尘埃，感受到幼年丧母给她带来的巨大创痛和她对日本侵略者深入骨髓的仇恨。（李莉）新闻来源：新消息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