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消费水平控制人口是更大的歧视

　　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周浩博士近日在做客首都之窗时，提出了“用经济杠杆来控制北京人口规模”的新建议。他表示，可提高北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他们自然会选择其他的地方生活从业”，而对北京人和外地人使用不同房价，“也是控制人口的一种方法”。他还称，提高出租房屋的价格也可能会控制流动人口的流入（9月1日《新京报》）。

　　在如何控制北京人口的问题上，以往有一种专家意见，认为应设立高门槛来“挡”，也就是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而这种观点往往被认为是对穷人的歧视和不公平，因为所谓低素质人员往往收入也相对较低，相对比较贫穷。现在又出现了用提高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来控制首都人口的建议，“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他们自然会选择其他的地方生活从业”，这显然也是对穷人的歧视与不公平。

　　显然，“提高北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建议一旦实施，不仅外地穷人无法在北京生活，连北京的穷市民估计也将生活不下去，被迫离开。

　　这个观点，隐含了这样一个逻辑：一个公民，如果穷到一定的地步，就不再具备在首都生存的权利，只有富人，才可以在首都生活。这等于剥夺了穷人与富人本应同样享有的可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无疑也就等于不能保证穷人所应享有的充分社会权利得以实现。

　　这个观点，还隐含了这样一个逻辑：是穷人在使北京的人口无法控制，因此专家出于对富人的生存考虑，只有令穷人离开首都，也就是说，出于保障富人生活的需要，京城对人口控制的要求远高于穷人的生存权利。

　　而在公平平等的社会中，并不存在穷人与富人之别，而只有公民的存在，平等的含义是既不论出身，也不论贫富。虽说平等不是指人人拥有财富量的平均，但平等是由法律、政策、市场游戏规则所保障的机会均等和分配公平，而通过用提高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这样的经济杠杆来控制人口的做法，显然与此相悖。

　　而且，一个城市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水平是由市场决定的，因此如果要用提高消费水平来控制一个城市的人口，那么就必须动用行政手段来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这显然不符合市场规律。

　　富人之所以富和成功，永远离不开一种良好的环境，而穷人无疑也是构成环境的重要因素；富人之所以能过上富裕水准的生活，更离不开穷人为其提供的基础服务。其实如何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并不取决于行政的手段或人为的经济手段把谁撵出城外，而是取决于城市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