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卖国者们的可耻下场

　　本报记者 刘学斤

　　卖国者，在抗日岁月人们对其有一个更通俗的称呼：汉奸。在我们的祖辈和父辈的讲说中，汉奸是卑鄙无耻可与日本鬼子等量齐观的罪恶之集大成者，说起他们，恨得咬牙切齿，恨得气不自一处来。

　　 一、罪孽

　　“日本帮助我们才有生活，八路军他们要抗日，口喊着救国，到处窜扰，使百姓遭殃。我们要仇恨八路，我们不能靠近他们，叫他们饥饿，叫他们向我们投降。”这些地地道道的助纣为虐的汉奸语言，1941年冬天出自一个叫凌亮丞的人之口，当时他任丰润县伪县长。

　　话过不久，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发生了，1200余名无辜村民惨死。“我初不料日军竟能下此惨重的毒手，这样的一个滔天大屠杀大惨案，叫我如何可以向人民交代，如何可以赎罪呢？我真是死有余辜，百身莫赎。”凌亮丞后来供说。而对于我们的国家与民族而言，这岂只是“死有余辜，百身莫赎”所能担当，自当汉奸那一刻起，凌亮丞便被钉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上。

　　著名的工具书辞海，这样对汉奸定义：“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在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王揖唐、殷汝耕等人的条目下，首先是对其“汉奸”身份的认定，而人所共知的汪精卫，其定性尤为醒目，曰“大汉奸”。

　　重提这些人，还有一个名字特别显眼，其当时所起作用所扮角色虽跟那些沾满血腥的汉奸无法相比，知名度却毫不逊色，他就是周作人。辞海称周作人为“中国散文家”，没有直呼其汉奸，却照实记录下他洗刷不掉的一笔罪孽，“抗战时期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大节有亏的周作人，其在历史中的人格污点无法抹去。

　　华北是日本蹂躏的重灾区，这一地区为虎作伥的汉奸们罪尤不可耍1945年10月6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尚不足两月，在北京观望等待命运判决的华北汉奸们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果，“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他们被召集一起，尽管事先也有心理准备，但当听到这个消息，正在漱口的曾任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还是瘫倒在沙发上。王克敏的举动代表了汉奸们的一种普遍心态，秋后算账，主子完蛋了，清算开始了，他们预感到前所未有的大难临头了。

　　63岁的周作人当晚也在家被捕，“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这样的表白与其所作所为比较，自然苍白得没有力量。周作人案称为“第462号汉奸案”，被控主要罪行有“秉承敌伪意旨聘用日人为教授”，“推行伪府政令”，“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等。

　　 二、嘴脸

　　亲历者的回忆或许可让我们管窥当年一些变化万端的汉奸嘴脸。1945年10月，池峰城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代表身份抵达保定，先下车的是一位少将衔军官，人们看到此人很面熟，很快认出他原来是日伪治安军曾驻保定的集团司令，“当时的群众希望看一看真正的国军，但来者却是摇身一变者，人们大失所望。”

　　成为阶下囚的汉奸们的嘴脸又当如何呢？

　　1946年5月14日，周作人与王荫泰、齐燮元、殷汝耕等14人被押往南京受审。王荫泰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齐燮元曾任伪治安总署督办，殷汝耕曾组织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当时的申报说，“群奸晨5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

　　“王荫泰着灰色西服，余皆长袍，殷汝耕罩一坎肩，有小丑状，周作人光头衣着最陈旧”，王荫泰颇害羞，尽量低头，将呢帽向下扯，称“我的事华北都知道，无何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就捕，无感想”，他瘦多了，态度仍很冷淡……

　　法庭上的周作人态度更为顽固，称就任伪职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种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

　　同样在法庭上，汪精卫两个坚定追随者竟依然为其张目，曾任汪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陈公博说，“我认为抗战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之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苦熬，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

　　汪妻陈璧君也振振有辞，“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荒唐的汉奸逻辑，擦亮眼睛和刚刚擦干受难同胞血迹的人们，谁又会被其蛊惑与感动？对丧失国家与民族大义的人，惟有蔑视与唾弃。

　　也有一些汉奸自知罪孽深重在法庭上选择了闭嘴。

　　“这个70老狐，满身血腥的刽子手，仰卧在藤睡椅上，肤色正常，发鬓苍白，双目紧闭，头向左倾，在被审讯的二小时半时间内，他没有动一动，也没有哼一声，在棉被覆盖之下，一群苍蝇在环绕着他那赤足飞舞，这行尸走肉，竟毫无反应。”1946年9月15日的大公报对审判曾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揖唐现场做了这样的文字记述，“王揖唐，这位腐尸宛如物化，到终了，也没有动一动，响一声，他也许知道同逆中陈公博褚民谊雄辩滔滔也免不了恶果。”

　　狱中的殷汝耕则终日念佛，据说被枪毙时还很从容，遗言：“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

　　 下场

　　南京中山陵旁有一座梅花山，汪精卫生前即看好此地，死后一度遂愿埋葬于此。千夫所指的中国头号大汉奸汪精卫没有走向法庭，接受审判，这位曾经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刺客，1944年11月写下《自嘲》的绝命诗“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就在日本死掉了；其在梅花山的坟墓随即于1946年1月被炸毁，骨灰也被扬掉了。

　　他的众多追随者们，也相继看到了自己的下常

　　1945年9月21日，陈璧君第一个被逮捕；9月26日，汪伪政府实业部长梅思平等23名汉奸被逮捕；10月3日，乘飞机秘密逃往日本的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等人被引渡回国。

　　同年9月至12月，国民党政府共捕获有汉奸嫌疑者429人，移送军法机关审判者334人。

　　1945年，73岁的王克敏在狱中畏罪自杀。第一个走向断头台的是曾任汪伪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的缪斌。

　　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共有530余件汉奸案被审理，终结381件，其中包括陈公博在内的14人被判处死刑。

　　1946年，55岁的陈公博伏法，68岁的齐燮元伏法。

　　1947年，63岁的殷汝耕伏法。

　　1948年，72岁的王揖唐伏法。

　　曾任汪伪政府财务部部长、伪行政院副院长等职的周佛海，

　　1946年11月一审死刑，后改判无期，1948年2月病死狱中。

　　陈璧君1946年4月在苏州以随同汪精卫谬倡和运、通谋敌国、糟践抗建大计、图谋反抗本国等汉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1949年7月她被解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1959年6月病死。

　　1947年，“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的周作人，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交保释放，1967年5月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