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日：为何不是“八一五”

　　人们之所以大多数不知道9月3日为抗战胜利日，是因为媒体过多地宣传了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向盟国投降的日子，人们恰恰是把这两个日子混淆了。

　　1951年8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东北局宣传部的提议，是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通告，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9月3日。通告指出：“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

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

　　1945年9月1日，这一天在许多泉州老人的脑海中依然记忆犹新，那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普天同庆”的日子，这以后，一直没有哪一个“节日”像当日那般激动而喜悦……

　　早报记者颜瑛瑛

　　黄先生，现年69岁

　　据黄老伯回忆，他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是在1945年8月的某一天晚上，大约是夜里的10点钟左右，他正在家中睡觉，忽然听见外面人声鼎沸，隐约还有敲打什么的声音，当时9岁的他特别好奇，就想溜到街上去看一看，但是他父亲不让他出门去看热闹，生怕出什么事情。过了不久，父亲似乎也听得什么风声，得知是日本人投降了，于是左右邻居奔走相告，一时间人们都涌到了街上，敲锣打鼓，有的是直接把家里的面盆之类能敲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接下来的几天，这样的场面一直在延续，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策划，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各个街区———那时候主要就是中山路和涂门街，都张灯结彩，搭台演戏。黄老伯说，抗战胜利日比解放日要来得热闹，那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一个民族的胜利，那种激动的心情，所有的中国人都一样。

　　吕先生，现年70多岁

　　吕先生说，抗战胜利日那天，最激动的恐怕要数家里有侨属侨眷的家庭了。当年的泉州，这样的家庭十分普遍。抗战的8年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与在外的华侨失去联系，因为战争时期，邮件、包裹、钱都无法寄回家乡，更不要说人了，根本没有一条安全的路可以回来。而且抗战时期，许多人为了避难屡屡搬家，8年时间并不短，对许多在外的华侨来说，家乡的亲人也是生死未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以后，陆续上演了很多“亲人重逢”的场面。尤其是东南亚那一带的华侨归来，不仅仅带回了亲朋好友的音讯，而且带回来他们那几年以来在外累积的资产，自然是举家欢庆，激动无比了。

　　陈先生，现年87岁

　　陈老伯是受访者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抗战胜利那一年，他已经二十多岁，参加工作了。说起胜利日，具体是哪一天，老人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欢庆的场面，他的记忆还很清晰。那几天人们在街上狂欢了大概有五天吧，从筹备到最后收场，前后历经了半个月之久。人们主要的活动地点就是涂门街、中山路一带，当时泉州的主要街区也就这两个，人们敲锣打鼓都集中在此，至于周边的郊区，也是鞭炮声不断。泉州在当时不是正面战场，日军在泉州轰炸的地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聚宝街教堂附近，另一个是现在东街的法院对面。陈老伯说，当时民众的情绪都很激动，日本人投降了自然是非常的喜讯，但是作为战败国，他们没有给我们应有的赔偿，这一点作为中国人，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人，还是觉得愤愤不平。

　　施先生，现年70多岁

　　施先生印象中，泉州民众庆祝抗战胜利是在9月1日晚上的7点多钟，印象最深的是那几日的“全民踩街”，那些活动全是各地老百姓自发组织的。

　　那时候菜洲那里有个“车鼓队”，全部是四五十岁上了年纪的老太太，那几天晚上她们几乎天天都踩街。当时还有泉州传统的“踩高跷”，那些高跷都扎了有三四米高，两边还有人扶着。后来许多节日中我们也不难看见踩高跷的，但施先生的记忆中，没有比那时候来得高的了。再有就是许多泉州人都有“拜拜”的习惯，这项一般是佛教的相关节日才会有的举动，在抗战胜利消息传来的那几天，到处可见，只要是踩街游行队伍经过的地方，都可以看见居民在自家门前摆起了“箱仔桌”，各种水果熟食摆了整桌。更甚的是人们请出了关帝庙的神像上街游行。印象之中，“请关帝出巡”是非常神圣的事情，施老伯说，他这个年纪的人，遇上关帝出巡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抗战胜利日，就是其中的一次。到了晚上，人们就是举着火把和蜡烛到街上来狂欢的，这样热烈的场面大约持续了有五天五夜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