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落成

　　1941年，香港沦陷，东江纵队根据党的统一部署，将数百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营救出来，他们脱险后全部都在深圳龙华白石龙村停留。作为“文化名人大营救”事件的主要策划地和接待站，深圳龙华白石龙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本报报道（今年2月25日《“文化名人大营救”接待站急需营救》）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市区相关部门的努力下，今天，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在龙华白石龙正式落成。在此展出的大批实物和珍贵图片，仿佛又将人们带回了当年那次紧张惊险的大营救当中。

　　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落成

　　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大批内地文化人士和知名民主人士处境十分危险。根据中央指示，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指示当时正在香港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让他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人解救出来。

　　于是，一场文化名人大营救紧急展开。

　　冲破日军封锁线撤离香港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立即成立营救文化名人领导小组，部署指挥大营救。当时，这些文化名人及民主人士大都居住在香港九龙一带，廖承志和营救小组的同志一道，先将名单上的这些人集中并转移到香港的一处安全地方隐蔽。当时在东江抗日游击区与香港九龙之间，开辟有两条秘密的军事交通线，其中的西线，即陆上交通线，是从香港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当时绝大多数的文化界人士，就是通过这条陆上交通线撤离的。

　　1942年1月9日晚，包括茅盾、邹韬奋、戈宝权、于伶在内的第一批文化界人士数十人，化装成难民从香港铜锣湾登上了一艘小艇。拂晓时分，日军哨兵换岗，小艇趁机冲出敌人的封锁线，天亮之时，他们在九龙悄然上岸。在随后的几天里，滞留在香港的8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就这样安全转移到九龙交通站。11日清晨，第一批数十人离开九龙，经荃湾、元朗，通过日军封锁线，13日顺利到达白石龙指挥部（宝安游击区）。

　　白石龙村被誉为“小延安”

　　宝安县白石龙村，是这些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第一站。选择白石龙村作为安置地点，是由于它有许多有利的交通条件：该村位于广九铁路布吉站附近，交通便利，适合随时撤退和转移；村东有座鸡公头山，西北边是羊台山，均高达400米以上。村南是梅林坳和塘朗山，连绵40多里，形成天然屏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这里就建立了中共宝安县委秘密交通线白石龙交通站。1940年10月至1942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武装的指挥部就设在白石龙村东部的大坳山脚下，并在村后丫髻山麓的山坑密林里建立了后方医院、兵工厂、被服厂、粮站、报社、情报站、税务总站、交通总站、后方办事处和电台等。白石龙村遂成为宝安羊台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当时最先到达白石龙村的文化名人有邹韬奋、茅盾夫妇、胡绳、戈宝权、沈志远、胡风、宋之的、廖沫沙、张铁生等四五十人。到达的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在白石龙一座残旧的天主教堂里，睡在楼上的地板上。第二天，才搬到村后山窝游击队专门为他们搭建的茅寮居住。

　　随着营救路线的不断完善，大批的文化名人被护送到白石龙，他们在这里居住、生活，等待时机返回内地。当时，由于出现了大批文化名人短暂聚集的场面，白石龙村也因此被誉为“小延安”。

　　新中国文化精英从这里走出

　　在白石龙逗留期间，这些文化名人和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给他们宣传救国救亡的道理，讲述在香港的所见所闻。邹韬奋还挥笔为东江纵队的报纸《东江民报》题了字，茅盾也为《东江民报》的副刊《民声》留下俊秀的墨迹。

　　这些文化名人，有些在白石龙只呆了十几天，有些呆了一个多月。但是，惊心动魄的营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茅盾、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等人在解放后还多次撰写文章和诗歌，回忆并纪念这次营救以及在深圳白石龙村的日子。

　　这次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的文化精英是从白石龙走出来的，如：茅盾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长，乔冠华是70年代的外交部长，胡绳曾担任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柳亚子是中国著名的受到毛主席尊重的爱国诗人，何香凝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作者:记者程军祥郝又满实习生张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