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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火 东宁要塞止枪声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2日08:20 华商网-华商晨报

  人们已习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间定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天1945年8月15日。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时间之后,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巨轮的惯性碾动下成为“最后战场”上的牺牲品。中国东北的东宁要塞,这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战之地!这是全世界爱好正义与和平的人民的胜利!

  1933年8月,侵华日军占领东宁后,按照既定的侵占东北亚计划,在当时的中苏边界中国一侧建立了一个正面宽110公里、纵深50公里的“无人区”。黑龙江东北烈士纪念馆副研究

  员程鹏汉说:“根据工程量计算,日军为修筑东宁要塞共征用了中国劳工17万多人,为防止机密泄露,劳工大多被折磨致死或被秘密杀害。”

  日军把东宁变成进攻苏联的最大军事基地,有“东方马其诺防线”之称。

  东宁要塞告诉我们: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中华民族才会不再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凌辱。

  “对面就是俄国了!”黑龙江省东宁县出租车司机张志强在一条不宽的河前停下了车子。

  在中国这边一座叫勋山的山顶,记者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洞口。

  “这就是日本当年动用中国数十万劳工修建的东宁要塞的重要阵地的入口,当年日军的大炮就是被放置在这个洞口上,与苏军展开阵地争夺战的。”日前,东宁要塞研究专家韩茂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60年前的8月,苏联红军正是在这里对日本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战。”韩茂才说。东宁要塞堪称亚洲最大要塞,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秋季的东宁,天高气爽。可当记者刚刚走进要塞时,立刻就感觉到一丝寒意,再向里面走,则看到了霜。

  张志强说,即便是在夏季,这座要塞室内温度也只有5摄氏度左右。

  “二战期间,为了与苏军实现军事对峙,日本关东军在整个中苏、中蒙5000多公里长的东段边界上修建了17座要塞,它们都是与苏联军事防御工事相对的,其中,东宁要塞堪称亚洲最大要塞。”韩茂才介绍说。

  沿着要塞的通道向里走,记者首先看到了一对修筑在疾坡上的铁轨,据介绍,当年日军作战时,就是从这里将火炮和弹药输送下来的。

  当记者一个人行走在要塞里时,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恐惧。这里的每条甬道都高1.8米、宽1.5米,它们如蛛网般构成了一个网络,稍不看指示牌,就会迷路。冷风已将记者的夹克打透,而脚下分外清晰的足音似乎让人感觉有人在后面跟踪,要不时回头看看才敢前行。再往前走,各种各样的指挥所、医疗所、无线电室、铁车库房、升降井、贮备仓库、弹药库、电机房、兵室、火力发射点、厨房、防毒气的双层隔离门接踵而来……

  “这真是一个庞然大物!”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介绍说。东宁要塞群正面宽110多公里,纵深50多公里,自1933年8月起,日军至少动用了17万中国劳工、花费10余年直至战争结束仍未修建完成,这项工程不亚于主体部分390公里长的法国马其诺防线。

  据介绍,整座要塞群共分为上、中、下三层,共建有军用仓库40个、碉堡76个、火炮阵地50个,地下作战室达300余间,永备工事400多个,可以防御300毫米口径大炮的轰击。

  作为日军设计的“国境一级阵地”,东宁要塞群从南至北共分为四个区,其中在第一防御区,它以胜洪山要塞为核心阵地,南有荣山阵地、军舰山阵地,东有朝日山地下要塞,北有勋山地下要塞,西有出丸地下要塞,各个防御阵地间有交通壕和秘密隧道相通,是一个灵活机动、防御功能齐全的地下要塞。修建要塞一直是很秘密的事情,17万劳工被折磨致死

  “然而,在日军投降前,他们曾对要塞群进行过自杀性的大爆炸,至今仍有很多房间难以找到。”勋山要塞管委会主任吕贵议介绍说。

  韩茂才一直在为寻找东宁要塞群尚未发现的密室而积极奔走。据韩茂才讲,在二战期间,东宁几乎成为了日军守备的重中之重。

  吕贵议说:“修建要塞一直是很秘密的事情,为防止泄密,劳工绝大多数被折磨致死或被秘密杀害,除已知死亡的1万余人外,仍有16万劳工下落不明。目前,东宁县内发现集中埋葬劳工的‘万人坑’就有十几处。”

  家住东宁老城子沟的李有才曾往“劳工坟”拉过3年的劳工尸体。

  李有才说:“‘伪满时期’,老城子沟是一个‘阎王殿’,四处都架了铁丝网,边上还有狼狗看着,劳工别想跑出去,我每天都用马车往外运出两三具尸体,最多时一天要运出十几具。在冬天不好掩埋时,就把劳工的尸体垛起来,用炕席盖着,等到春天再拉出来一起埋掉,扔得可哪都是,后来人死得太多了,我们才把他们的尸首集中在老城子沟北这个地方集中埋葬。”

  1941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宁一县驻扎3个师团、1个独立旅、1个国境守备队,总兵力达到13万人,而当时该县人口还不到4万人。其他要塞的驻军最高长官多为少将,而这里仅中将就有3位。

  然而,日本关东军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苦心经营了10余年的“国境一级阵地”,竟然在1945年8月9日~28日,仅仅20天的时间里,就彻底崩溃了。最后的日本关东军全军溃败,不得不走出掩体投降

  “胜洪山阵地的厨房大师傅就是我们东北抗联派去的特工,他在那里以这特殊身份,将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给了苏联远东军。”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张一波介绍说。

  1945年8月8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联大使宣告:“苏联从明日起,对日进入战争状态。”

  次日零时10分,150多万苏军分别从3个战略方向对日军发起进攻,东宁要塞恰在远东第一方面军攻击目标之列。

  “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要应对的是日本关东军第一方面军,这是关东军最精锐的部队,有十个步兵师和一个步兵混成旅团,布防了三道防线,关东军的第一道防御地区就是各边界地区的军事要塞。”韩茂才介绍说。

  “当年8月9日凌晨3时,苏军先遣队首先袭击高安村警备队,大部分日军被歼灭。”韩茂才介绍说。

  日军一三二旅团长鬼武五一在得知苏军进攻的情况后,命令部队要死守胜洪山、郭亮两个阵地。然而,就在鬼武五一的命令下达几个小时以后,苏军就突破了胜洪山阵地南部、郭亮阵地北部的防线。整个阵地上大约留下了苏军射出的2000发炮弹。这猛烈的炮火打得日军晕头转向,制高点逐渐为苏军所控制。

  日军开始准备将主力部队撤退到大碱厂一带组织二线防御,由于事先没有充足的准备,大量战略物资的转移延缓了他们撤退的时间。到10日拂晓,当日军的主力部队撤退到东宁北河沿时,苏军战车奋勇追击,予敌重创。

  就在日军拼命撤退的同时,随军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却成了最先被遗弃的对象。

  这些妇孺被集中收容到一个弹药库里,这里没有水、没有粮食、也没有被褥,这些可怜的人只能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残酷的战争将他们推到了死亡的边缘。

  为了效忠,同时也不让这些妇孺落到苏军的手里,日军开始对他们痛下毒手,将毒药灌进了他们的嘴里,除一名儿童生还外,其余全都死在了这个阴冷的地下室里。

  光复以后,人们到这个洞里去拣“洋落”,可是他们却意外地发现了这些妇孺的尸体:有的婴儿死时还在尽力吸着母亲的乳头,有的妇女还紧紧抱着孩子,有的坐着,有的躺着,这静止的“画面”惨不忍睹。

  1945年8月13日20时,日军与苏军在阵地上展开了肉搏战,从山坡上的单人掩体到山顶的战壕,到处都堆满了双方的尸体。

  到当年的8月16日,日军的第四道防线已被苏军突破,日军指挥官只好命令残兵败将各自为战,大量日军开始趁夜色出逃。

  但其中大部分日军又遭苏军炮轰,死伤惨重。

  胜洪山(又称为“胜哄山”)要塞是日军坚守的最后阵地。

  但由于在开战的两天里,苏军向这里扔下了7000吨炮弹,山体表面被猛烈的炮火炸变了形,日军被迫全部躲入地下工事。

  “此后,双方不断交火,日军凭借有利工事,致使苏军伤亡惨重。”韩茂才说,1945年8月15日,日军妄图最后一搏,将火炮转向正在进攻的苏军战车开火,而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火力点,苏军的炮弹落在日军阵地上,日军伤亡惨重。此后,双方战斗一直处于胶着状态。此时,苏军的其他部队已经基本解放了中国东北,其先头部队也已进入朝鲜的核心地带,只有与胜洪山要塞相对峙的这个师始终还停留在中苏边界。

  直到当年的8月26日,苏军请来已被关押的关东军司令部的河野贞夫中佐前往要塞劝降。

  在斋藤部队长面前,前来劝降的河野贞夫中佐拿出了第三军的文件,沉重地说:“战争结束了,在8月15日这个日子里,天皇陛下,大日本帝国……令你们停止战争。”

  1945年8月28日,在经过了20天的围困后,日军终于走出掩体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苏军攻克东宁要塞,二战在这里终止了枪声

  胜洪山要塞战斗,日军守军共计1200多人,战死者、失踪者达300多人,投降901人,苏军在这次战斗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牺牲兵力超过一个大队的人数。在战后,苏军组织当地500名青年协助清理战场,仅掩埋双方战死者尸体就进行了10余天。

  苏联随军记者干德拉多维奇在他的《最后一次战斗》中这样写道:“这一切都是在1945年8月30日(应为28日)发生的事情。在这以前,磨盘山也被我军光荣地攻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战斗就是这样结束的。”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在专著《东北狂飙》中写道:“东宁地域固守日军,从开战当日激战到8月28日。东宁据点日军的投降,标志着(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大规模的抵抗告终。”

  2000年7月14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将苏军攻克东宁要塞作为二战终战之地。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同志为东宁要塞题词:“勿忘国耻,强我中华”。本报记者 何骞

  通辽万人惨死

  日军生化屠杀

  62年前,日军在现通辽地区扩散鼠疫,12000人因此死于非命。

  77岁的本溪市民白振海是当年通辽那场灾难的幸存者之一,但他却因此几近致残。日前,面对记者,老人几次泣不成声。

  “1943年夏的一天,我爸爸突然得了怪病,母亲说这只是不碍事的风寒。可是很快村里人就传言父亲和很多乡亲患的是鼠疫,根本就活不了了……”白振海回忆说。

  当时年仅15岁的白振海听闻噩耗,昏了过去,再睁开眼时,他发现自己就躺在爸爸得病时曾躺过的那铺炕上。他觉得浑身发冷,没有力气,上上下下的骨头好像要散了架子,大腿根上起了3个大包。妈妈流着泪说他发了烧,他爸死前也在发烧……

  “不久,我们家就来了穿着白大褂的防疫班,可是村民们都大喊那是‘鬼来了’。”时隔62年,当白老讲起这段经历时,还是有些胆战心惊,“听我妈说,这些‘白大褂’都是给日本人办事的,要是他们看到我,不是把我带到‘死人屋’就是被打必死无疑的针……”

  果然,白振海被抬到了村西头的“死人屋”,那里躺满了患鼠疫的人。

  第二天,又有很多人走着或者被抬着进了“死人屋”,最多时每天能送进来20多人,但却几乎没有人活着走出去。白振海腿上的伤口越来越大,渐渐地烂掉了两大块肉,他的生命开始临近死亡……

  “又过了几天,我妈不知从哪里知道了隔离所的一个缺口,她趁着天黑时‘白大褂’不在,就给我送来了一些药、吃的和干净衣服,”白振海哭诉说,“在隔离所里,别说吃药,就连饱饭都吃不上。如果没有母亲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来看我,也许我根本挺不过那3个月”。

  在这3个多月里,村里前前后后有300多人被抬进了隔离所,可是到最后只有白振海等8个人活着出来。62年过去了,现在只有白振海一人健在。

  60多年后,通辽方面终于揭开了鼠疫大面积传播并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日本人采取让患者自生自灭的方法极不人道!更有甚者,对于那些病情比较重的患者,打所谓的“定血针”,其实就是向人的血管中注射空气,导致人立刻死亡。本报记者 何骞

  “七三一”

  “试验”无辜中国人

  1945年8月11日,站在崩溃边缘的“黑太阳”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仍然没有忘记作恶,他们将关押的400多“等待”进行试验的无辜中国人全部杀掉。

  那一年的8月9日苏联正式对日作战,10日,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接到命令后开始了他们的溃逃,11日开始炸毁“七三一”的地面设施,对“等待”的400多名中国人进行屠杀,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扔进在四方楼天井挖的大坑中,浇上汽油进行焚烧,再将残留的大块尸体扔进松花江,通过炸毁四方楼将剩余的尸骨掩埋起来。

  在哈尔滨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记者找到了一片长150米、宽110米的焚烧区,这就是四方楼遗址。该馆工作人员认为这片区域下应该有大量的尸骨存在,但究竟当时达到怎样的惨烈程度,还需要全方位开掘才能揭开谜团。

  “原‘七三一’队员对这400多名试验者的死因介绍集中为两种说法:一、将试验者关入毒气室,开放毒气致死;二、在试验者饭中投放致命毒药,再对幸存者进行补射致死。”讲解员介绍说,“这些试验者的真正死因目前仍是个谜。”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以后,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根据日本天皇裕仁的敕令,在中国东北组织了石井细菌研究所。1936年,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又根据裕仁的敕令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两个细菌部队,其中之一就是后来的“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

  有资料证实,“七三一”部队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疯狂研制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等各种病菌、并至少在5000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过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试验。

  在“七三一”部队焚毁四方楼4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支部队随之取消。本报记者 何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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