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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9月1日报道，近日，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周新茹与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周浩博士，做客“首都之窗”与网友交流。周浩表示：“如果北京政府要控制人口发展，我觉得首先可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他们自然会选择到其他地方生活从业。”
在如何控制北京人口的问题上，以往有专家发表看法称，应从里面“挡”，也就是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对穷人的歧视和不公平，因为所谓低素质人员，往往收入也相对较低，相对比较贫穷。现在又有了提高生活成本控制首都人口的建议，这显然也是对“穷人”的歧视与不公平。物价水平往往是由市场决定的，因此一个城市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水平也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要用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用经济杠杆来控制一个城市的人口，那么就必须动用行政手段来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这显然不符合市场规律。而这个观点，包含了这样一个逻辑：一个公民，如果穷到一定的地步，就不再具备在首都生存的权利。这样，就剥夺了“穷人”与“富人”本应同样享有的可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这些年来，尽管我们在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总不忘记说一声“兼顾公平”，但事实上却往往是“只看效率，鲜顾公平”。受制于这样的思维导向，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专家建议乃至已实施的政策，都是如今随处可见的“赢家通吃”的结果。专家建议提高生活成本控制首都人口，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得出的结果。而在公平、平等的社会中，并不存在“穷人”与“富人”之别，而只有“公民”的存在，平等的意蕴即不论出身，也无论贫富。虽说平等不是指人人拥有财富量的平均，但平等是由法律、政策、市场游戏规则所保障的机会均等和分配公平，而通过用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的做法，用经济杠杆来控制人口，显然与此相悖。一个城市完全由所谓的“穷人”构成，就有可能沦落，但这个城市如果完全由所谓“富人”构成，同样会沦落；因为“富人”之所以富有和成功，永远离不开一种良好的环境，而“穷人”无疑也是构成环境的重要因素；“富人”之所以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更离不开“穷人”为其提供的基础服务。其实，如何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并不取决于行政的或人为的经济手段把谁撵出城外，而是取决于城市管理水平。（李坚）
作者：李坚
（来源：新桂网-当代生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