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儿戏

　　赵娇

　　背景事件

　　据报道，2003年我国取消强制婚检带来全国各地婚检率普遍下降。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8月31日对此表态，我国有可能重新设定婚检制度。详见9版视野

　　“重新设定婚检制度”的表述相信不难被解读为是国家要恢复“强制婚检”的一个信号。我们所关注的是，《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仅仅两年不到，却在没有充分数据支持的“新生儿缺陷率增加”压力下可能走回头路，作为重大公共政策的《婚姻登记条例》，其严肃性与稳定性何在？面对婚检率下降的现实，难道就只有一刀切“强制婚检”这招撒手锏？

　　我们知道，一部条例的出台，事前肯定经过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而正是因为其作为条例的严肃性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极强影响，所以更需要保持相对稳定。实施了两年不到的《婚姻登记条例》如果仅仅因为婚检率下降和对新生儿缺陷率增高的“担忧”而走回头路，其严肃性和稳定性体现在何处？朝令夕改的做法又会不会带来公众对法规条例稳定性的忧虑和无所适从？

　　对待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往往就是“一刀切”的政策调整，但这种“一刀切”的行政思维虽然“很有效”，但却往往是有关部门怠于服务创新、推卸管理责任的体现。就是否恢复强制婚检而言，决策部门更多看到的是婚检率的大幅下降可能带来新生儿缺陷率的增加，但婚检率下降传递出的信息却远远不止于此。长期以来婚检机构“收钱走过场”的做法导致人们对婚检本能的排斥、过于简单的婚检忽视了对人们隐私权的保护、强制婚检要求个人埋单的怪圈……有关部门能否破除“一刀切”的行政思维，在宣传婚检必要性、提升婚检服务质量、逐步实现个人婚检国家埋单这些方面多下点工夫呢？

　　事实上，上海等地最近逐渐推行的免费婚检虽然没有“强制”，但却因为其完善的服务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人，婚检率得以强势反弹。当有一天我们的婚检能够让新人们觉得像拍婚纱照一样必不可少时，是否要恢复强制婚检的困惑才会因为新人们的“自愿”完全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