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陈国臣

　　1923年 生于广东澄海

　　1940年 以泰国侨生身份考进黄埔军校四分校第19期工科

　　1944年底 到重庆陆军工兵学校继续学习

　　1946年 在国民党军队第94军121师工兵营历任少尉排长、中尉连副；后在94军121师独立连任上尉代连长

　　1949年1月 随傅作义在北京起义。后从塘沽乘船返回汕头，并在东墩小学教书，曾任澄海市政协常委

　　黄埔学生开赴前线

　　他们受命从贵州去广西南丹阻击日寇，饥寒交迫中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南丹，黄豆上市了！”

　　韩汉英司令接到一份截获的日军密码情报，上面就只有这样一句。根据情报部门的破译，“黄豆”代指黄埔军校学生军。“黄豆上市”是指他所率领的贵州独山黄埔学生军已开赴南丹前线。

　　陈国臣就是这队黄埔学生军的一员。

　　1944年9月初，日军由湖南向广西大举进犯，桂林、柳州相继沦陷，贵阳也危在旦夕。广西全州

　　为了守住广西北面的门户，上级命黄埔军校四分校在校学生第9总队、教导团及在校官佐组成黔桂边区警备司令部，由黄埔独山分校中将主任韩汉英任警备司令。学校的编制都调整为军队编制，学生序列也改成战斗序列，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整编成两个学生师开往南丹前线阻击日寇。

　　陈国臣老人回忆说，他们这些学生兵，想到可以上阵杀敌，一路上欢呼雀跃。时光荏苒，但白雪皑皑的西南公路，壮志凌云的出征心情，却从未因60年岁月的流逝而淡去。

　　到了南丹，军队总部设在南丹中学，军队各部则在南丹牛栏关(今瑶寨)、打锡坳一带，沿黔桂公路两侧，依山傍险构筑子母连环工事。陈国臣所在的工兵第一队编为“马克沁”重机关枪连，负责做炮兵阵地、远备部以及防御的各种工事。

　　当时正值寒冬，南丹那边冷得彻骨。军校只发了一套棉衣，战士们被冻得瑟瑟发抖，不断有人冻伤后被送往医院。陈国臣穿着侨务委员会发的胶鞋，也难抵挡阵阵寒意，不过比起穿草鞋的战友，他还算是幸运的。

　　战士们穿不暖也吃不饱。米都是糙米，菜只有包菜，没什么油水，战士们总是饥肠辘辘。实在挨不过了，就成群结队地上山去摘南瓜吃，尽管无盐无油，味如嚼蜡，也算是美味了。

　　12月的某一天，天出奇的冷。陈国臣哆哆嗦嗦地和战友们做城防。那天，刚在城墩里打完一条坑道，顶上还没架上木架，他和几个人正在坑道里检查，整个土顶突然劈头盖脸地坍塌下来。陈国臣来不及多想，用尽全力往前跑，跑到一个枪眼才止步。有些战士顺着来的方向跑过去，没想到这短短的一截坑道接连塌陷，他们跑到一半就被城墩压倒了。由于抢救及时，战友们都被挖了出来。不过，看着战友们面色紫青，陈国臣不禁感叹：战争是残酷的，这种残酷不局限于血刃相向时。

　　日军飞机突撒纸币

　　驻守广西全州的国民党第93军战士跳出战壕捡钱时突遭轰炸

　　在前线的日子，从败走全州的士兵嘴里，陈国臣了解到一些全州失陷的真相。

　　1944年9月的一天，广西全州天高云淡，守防的国民党第93军却士气低迷。战士们匍匐在战壕中，静静等待着敌人的到来。有人小声发着牢骚，好长时间没有发薪了。

　　突然，有士兵喊：“小日本的飞机扔钱啦！小日本的飞机扔钱啦！”这时，果然有四架日本飞机过，雪片似的纸片扬扬而下，有几片落在了战壕边。仔细一看，竟然真是当时的钱币“重庆纸”。战士们都有些懵了。不过，稍作考虑，很多战士爬出战壕去捡钱，然后喜滋滋地清点手上的票子，弄得没去捡钱的人在一旁眼红。

　　不多时，又有几架日机轰鸣而来。大家以为又要抛纸币，官兵们纷纷从战壕爬出来。日机果然又扔了东西，不过不是纸币，而是子弹和炸弹。

　　原来，93军拖欠军饷，日军间谍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于是想出这一招。日军第13师团乘机进攻，仅动用步兵第104联队第一大队，就轻易突破了93军黄沙河防线。加之93军军长陈牧农手足无措，擅自下令撤退，以致全线溃败。后来，陈牧农因此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陈国臣说，陈牧农是黄埔独山分校中将主任韩汉英在保定军校的同学。陈牧农被枪决后，韩汉英念故人之情，还将陈牧农的尸首运到了独山停放在学校毕业生调查处。

　　翻译出错美军误炸

　　将“六甲”错译为“六寨”，结果使广西六寨遭遇炮火之灾

　　1944年11月23日，日军第13师团越过金城江逼近南丹前线。或许是为黄埔军校的威名所震慑，日寇没敢进攻防守南丹的黄埔军校生。

　　第二天，军训部以“军校生是未来的军队骨干，决不可以轻易损失”为由，命令教官带着陈国臣等黄埔学生返回独山。对于这纸撤退令，同学们都难以接受，一次次向上级请战，请求留下来与日寇正面较量。而出于保存实力的战略考虑，上面接连催促他们撤退，大家都有点壮志未酬的恼火，不少同学伤心地恸哭起来。从小就仰慕英雄生涯的陈国臣，也不愿就这样结束第一次前线生活。

　　最后，黄埔学生还是得服从命令。他们跟随韩汉英向北撤往湄潭，大炮、骡马及观测器材等则移交给在牛栏关构筑工事的练习团接管。不久，练习团拨归才从四川开来的汤恩伯的嫡系部队第97军，建制改为营。三个炮连在重机枪阵地前进入阵地，且距离远，指挥失灵，即于对敌作战当天，退至大山塘。是夜，虽得汤恩伯部队兵车20余辆增援，亦无济于事，耗时两个多月建成的防御工事反被日军利用，整个战斗不到3天，练习团就随同97军的166师和196师全线崩溃。撤退过程中，由于美军已将公路桥梁炸断，练习团只得将仅有的12门大炮抛弃。

　　从南丹撤到六寨后的第三天，陈国臣和战友们开始在一个山坡上构筑第二道防线。

　　当天8点半，几架美军飞机轰鸣而来，在六寨上空盘旋一周后，扫射了一轮机枪，又投下几枚炸弹。城区里，刚刚还挥舞彩旗迎接美军的百姓，已自乱作一团四散奔逃。美国盟军何以如此？陈国臣等都摸不着头脑。事后他们才听说，成都地区的美军第14航空队奉命去炸南丹、六甲地区的日军，机场指挥处却把“六甲”错译为“六寨”。结果，设在六寨的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部也化为灰烬。“原来是自己人打了自己人”，大家都叹息不已。

　　逃亡重庆死伤惨重

　　士兵与难民搅成一团，混乱不堪，严寒与饥饿使不少人中途倒下

　　六寨也呆不下去了，不到一个月，同学们又打好背包，继续北撤。陈国臣忆及此事说：“撤退就是一个字：乱！”本来，学生军还算讲秩序。陈国臣所在重机关枪连，四人合抬一架重机枪，身负重荷，徐徐撤退。一路上，不少难民纷纷跟上来，想跟着军队逃到重庆，结果把队伍都打乱了。而93军的败兵们不时行抢，更是添乱。后来，学生军不得不将他们扣留，解除他们的武装，收容整编了一些入伍。

　　公路上，各省逃来的难民绵延不断。学生军的车子只要稍做停留，马上就会有难民爬上车顶、攀住车厢，学生兵们也不阻拦。搭不上车的，只好推着板车或鸡公车一步一步往前走。一路上，伤亡事故不断，实在是惨不堪言。

　　有次，陈国臣所乘的车子坏了，他下来推军车时，只觉得脚下一滑，凝神一看，发现雪层下竟露出了几具尸体，依稀可辨有个大人紧抱着一个孩子。这些人是冻死、饿死还是被轧死，陈国臣已经无从辨别。他小心翼翼地跨了过去，又回头看了一眼，默默上车去了。

　　撤退途中，惨不忍睹的场面还很多：天气冷，又缺吃少穿，不少难民们未至重庆就死掉了；有人累得走不动了，就顺势在路边坐下，结果再也没有起来；有车的人加大油门拼命往前冲，也不管前面有没有人，来不及躲闪的便成了车下冤魂。雪天路滑，不时有汽车翻车，结果车毁人亡。后撤途中，死亡就是这样迅速，这样的毫无预兆。春日将至，陈国臣感受到的还是阵阵寒意。

　　目睹抗日侨领被杀

　　曼谷街头偶遇血腥一幕，陈国臣决定回国投身抗日大潮

　　陈国臣小的时候叫陈瑛。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的呼声传遍全国，当时正在澄海景韩小学读书的陈瑛，被抗日的激情所鼓动，跟着大人们到处奔走，宣传抗日救国。因为年少伶俐，表现又积极，小陈瑛还被任命为当地儿童团第一任团长。

　　1938年，日军逼近汕头。澄海人向来就有坐着红头船下南洋谋生的传统，而陈家正好有亲戚在泰国，于是就把小陈瑛送去泰国，躲开硝烟，远离是非。

　　当时泰国中华总商会的主席是澄海人蚁光炎，他热心救国，曾在泰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并多次发动抗日募捐和出售爱国抗日公债等活动，支持泰国爱国华人和热血青年回国，投身抗日救国救亡行列。

　　1939年11月21日，寻常的一个冬夜，陈瑛正漫步在曼谷耀华力路上。突然，听见“砰”、“砰”几声枪响，街上行人顿时乱成一团。原来，日军记恨蚁光炎，竟派人在此埋伏，待蚁光炎来此接妻子时开枪暗杀。很不幸，蚁光炎脊背中枪。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蚁光炎挣扎着对妻子说了最后一句话：“我虽死，你们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

　　目睹英雄殉难，小陈瑛相当震惊，一腔激情被点燃了。他决心回国，投入到抗日大潮中。虽然家中反对，表兄等人更是将他的身份证、居留证都藏了起来，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他们把我的证件都藏了起来，我就从学校开了证明，最后我还是跑了回来。”说到这里，老人脸上露出几许得意。

　　1940年，小陈瑛和一些同学踏上了回国的路。这些一起回国的同学，十个有九个是背着家人偷偷跑掉的。

　　小陈瑛一行人到香港后乘船到广州湾，从湛江沿公路徒步行经赤坎、遂溪、石角、良田，直至广西柳州，之后才得以坐上火车到了贵州独山黄埔军校。路途不算太远，不过充满艰险。

　　马术课马匹成晚餐

　　黄埔军校迁址贵州独山的那段日子，条件艰苦得超乎想象

　　在黄埔军校的报名表上，陈瑛握住笔沉思了片刻，在姓名栏上填上了“陈国臣”三字。治国之能臣，救国之忠臣，这个名字担起了少年17岁的梦想。

　　名播海内外的黄埔军校，正是许多热血青年放飞理想的家园。而黄埔军校四分校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指令招收海外青年学生的定点军事院校。它原址在广州燕塘，广州沦陷后，迁到贵州独山。

　　当时黄埔军校是高中学制，而四分校照顾华侨生才开设了初中。陈国臣参加了华侨入伍生团，读了一段时间的预科，再通过考试转入正科。像其他学校一样，军校也读语数英等基本学科，除此之外军事训练也不能放松。

　　同学们各显其才进入各个分科：英语成绩好的进入无线电通讯科，数学好的跑入炮兵科。陈国臣的数理化成绩不错，于是被安排入工程兵科，成为第19期工科生。

　　考入黄埔的兴奋尚未褪去，陈国臣与他的同学们就必须设法面对着军校生的简陋条件和艰苦生活了。

　　本来广州黄埔军校的条件相当不错，但战乱迁徙，设备散落殆尽，到了贵州独山，几乎一切都要白手起家。独山分校的本部是排小平房，而各个纵队分布在不同山头上，学生们相当于去开荒，要自己去平整山地，再在上面建房。幸好学生中多的是特科兵，动手能力很强，木工也有、水泥匠也有，倒也样样不愁。建房时，他们用田土烧成砖，再拌以田里挑来的牛粪，因为牛吃的是草，排泄出牛粪也有纤维。晚上读书时也没有灯，只好自己做油灯，陈国臣比画着告诉我们，灯心是用线编成的，先这么用碟盛着，再那样用一个竹筒装好，就可以点灯。桌子、椅子、床，屋内一切无不是同学们的心血。

　　军校的生活有时艰苦得超乎想象，本来每周都有几个钟头的马术课，后来吃食越来越紧张了，马术课也取消了，有一天同学们发现马棚里的马匹似乎少了，当晚饭桌上就出现了一道味道特别的肉菜。想起这些耳鬓厮磨的老朋友，口里嚼着的也觉分外苦涩。

　　有个周日，陈国臣穿着学校发给他们出街时所穿的呢大衣准备出去，迎面就撞上一个卷着包裹、同样装束的同学，陈国臣正要和他打招呼，却只见他头也不回匆匆而去。之后整个晚上，这同学都没有回来销假，以后也没有再见过他。陈国臣这才知道，这位也曾热情澎湃的同学，因受不了学校的艰苦，卷着东西逃走了。如此时世，即使是号召力一流的黄埔军校，也无法禁绝开小差的行为。当时军中有管军纪的军队长，只要属下有人开小差，便会被扣工资，许多军队长竟因此被扣得一穷二白。回想起来，当时的条件的确艰苦，不过陈国臣还是挺过来了，“谁叫是自己选的路呢，逃不掉了。”老人微笑道。

　　陈国臣等军校生从前线撤退后，大家被拆散到各个学校中去，陈国臣身为工兵，被安排到重庆陆军工兵学校继续学习。而当年的黄埔军校独山分校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在1944年底的“黔南事变”中，日军纵火烧毁了独山全城所有房屋，大火持续了7天7夜，黄埔军校是日军最恨的对象，更是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维系着同学们记忆的校园，和曾经亲手所建的宿舍、桌椅，全被日寇付之一炬。

　　半年后，抗战胜利。当时，陈国臣正好在重庆。消息传来，满城欢声雷动，所有的工厂、学校、机关一片欢腾，纷纷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军校的庆祝简单一些，只有一台晚会，以及与隔邻的中正中学联欢，组织球赛。陈国臣至今还记得，当时，学校给每人颁发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虽只是小小一枚徽章，却沉甸甸的，仿佛也有了8年的重量。 本报特派记者 谭林

　　60位抗战老兵

　　千万将士的缩影

　　到了今天，我们的60期“寻访抗战老兵”系列报道就全部结束了。

　　今年4月，为了纪念

　　从4月到8月，我们的14个记者分赴全国20余省市，包括出境采访至今残留在缅甸边境的原中国军人。采访到的这60名老人的经历，基本涵盖了整个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和重要战役。如果将60篇报道连缀起来，便构成了一部个人化的抗战史。

　　在整个报道过程中，我们最强烈的感想有两种：一是社会对这个报道的关注。几大门户网站均在新闻首页以显著位置转载我们的报道，提供老兵线索和发表感想的信函与电邮源源不断，我们获得的老兵资料数以百计，由于报道篇幅有限，许多精彩的故事不得不忍痛割爱。

　　二是老兵的命运坎坷，在我们采访的人中，许多安享着幸福的晚年，但也有一部分老兵，由于历史的吊诡，数十年饱经磨难，至今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对于他们，作为后辈的我们不能不深怀一份歉意。所幸今年由于是60周年，全社会对老兵的处境都加以不同于以往的重视，很多人的处境都得到了改善，其中我们的报道也不为无功，这是我们所感欣慰的。

　　许多老兵由于年事已高，记忆和说话均十分困难，抢救他们的记忆的工作，尤其显得急切而重要。只有活在人的头脑中的历史，才是最珍贵的历史财富。

　　找60个老兵，找的是那场战争里千万个为国献身的将士的缩影，找的是一个民族在绝望境地艰难复兴的集体记忆。 谭林(陆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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