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万元赔款未能石破天惊

　　鲁逸川（四川市民）

　　8月31日，在湖北京山县雁门口镇政府会议室，佘祥林签完协议后哽咽地说：“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当日下午，佘同律师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荆门市中级法院支付佘祥林256994．47元（4009天×63．83元／天）赔偿金。同时，雁门口镇政府决定，一次性给予佘祥林家庭生活困难补助（含建房费）20万元。（《现代快报》9月1日）

　　虽然这次国赔的“正面数字”被不少人早就言中，且25万元距佘祥林5月11日提出的437万元国赔额有很大落差；但是，雁门口镇政府不管是基于何种外因和内因的作用，技术遵照“国赔法”，以及数月前最高检察院出台的刑事赔偿标准“以日均工资63．83元计”，另给佘20万元的“公道补助”，这对佘来说，无疑是拂过胸际的一缕慰藉的清风。

　　的确，与佘祥林狱中承载11年的“杀妻”冤屈巧合的是，《国家赔偿法》自1994年5月12日颁布以来，也跨过了11载。同样，佘祥林回家的路走了足足11年，今年4月13日那天他回到已经陌生的家门时，惟一的感觉是沧桑；而“国赔”在这11年的时间中，还远非“沧桑”一词便能概括。

　　一份资料显示，《国家赔偿法》10年支付赔偿金5819．53万元。我们当然不能乐观地认为，这是因为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行为鲜有；相反，这样的侵权不少，泾县有一极端个案：2001年1月，陕西泾阳县一少女麻旦旦被警方暴打屈招，后这起“处女卖淫案”受害人提出的500万元赔偿被驳回，她仅得74．66元赔偿金。

　　这就是佘祥林索赔案成为焦点的原因所在。也许一个刑讯逼供的警察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侵权行为得不到法律的有力惩戒，可怕的是防止10个、100个“佘祥林案”出现的“法律震慑”依旧未形成，至少借公权“侵权”的案例还在上升，这从近段时间公安机关接访人群陡升的现状便可窥一斑。可见，不管佘祥林这次所获的赔偿金怎样高，甚至将赔偿金“分摊”到侵权者身上，都不为过。

　　如此，才能从“佘案”中找到现有“国赔法”大修的提纲人和时间表，才有“敬畏公民的合法权利”的长效警示碑从“佘案”中矗立的可能。试想，堂堂《国家赔偿法》可以忽略屈冤者的精神伤害，而新司法解释“一天赔63．83元工资”，我们的公权机关，可以不把下一个“佘祥林”一关11年，但可以关你一天或几天，赔偿金只付几十元，但对身心背负着“进过圈笼”之罪恶感的公民来说，伤痛何止是金钱！

　　笔者认为，如今“佘祥林赔偿案”已远非“点”上意义，而其更具有“进一步刷新司法理念，回归执法为民精神”的标志意义。此理应引起更高规格的司法和舆论监督，既不能继续沿着“侵权者自定赔偿金”的程序走，又可于现有司法框架中掘出一条“特例路径”，给受害者提出的精神赔偿注入一剂“强心针”，以警策后人，敬畏公权，敬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