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抓回230多名外逃贪官 需加强反腐国际合作

移交：美国执法人员去年4月将余振东移交给我国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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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余振东今年8月16日在江门受审。

　　余振东、杨秀珠、卢万里、蓝甫、高严……这是一串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们无一不是敛财数千万乃至十数亿元的腐败分子，他们中有人外逃多年后被引渡回国，也有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在国外过着富豪般的生活。今天，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将在北京正式开幕，“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类似余振东、杨秀珠等外逃贪官的命运再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日前，作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专题中方主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储槐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的一些腐败官员事发后逃往境外，遭到所在国警方或国际刑警组织的拘捕，却往往无法引渡或遣返。因此，在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做好国内反腐工作的前提下，加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显得尤其迫切。

　　目前面临的现状是不是说明，我国司法部门就奈何不了那些外逃贪官了呢？对此，与会的专家认为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

　　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引渡、国际刑警组织缉捕等形式，围堵追捕外逃腐败分子。我国从1984年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开始，至今已通过该组织发出了近400个“红色通缉令”，已将不少外逃腐败分子押解回国。

　　今年2月，我国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外逃贪官杨秀珠发出了“红色通缉令”，3个月后，杨秀珠在阿姆斯特丹被捕。我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成了悬在外逃贪官头上的一把利剑。

　　国际刑警组织24小时监控，已帮中国抓回230多名外逃贪官

　　据了解，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在法国里昂，来自世界各国警察部门的360多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每天24小时关注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犯罪活动，发出国际通缉令，组织协调跨国追捕等。据透露，国际刑警组织迄今已帮助中国抓回了230多名外逃贪官。

　　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河北衡水中心支行曾发生100亿美元备用现汇信用证诈骗案，中方将它列为特急案件，仅用20多个小时，就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通缉令，100亿美元的信用证全部冻结，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4国警方积极配合，现汇信用证被悉数追回。

　　国际通缉令的震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外逃贪官不是改名换姓，就是隐姓埋名，惶惶不可终日。贵州省交通厅前厅长卢万里贪污受贿索贿5500多万元人民币，案发后用假名仓皇出逃到太平洋岛国斐济。他不敢上街，整天躲在租来的

　　不过，储槐植认为，在国际刑警组织内部，警察来自各个国家，他们也并非完全独立地执法，也有利益关系考虑。因此对“红色通缉令”的作用不能抱过高的期望。

　　另外，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在引渡贪官方面遇到的种种麻烦，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逐步使中国的刑事法律与国际接轨。一些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目前正加紧与有关国家商谈，建立反腐国际合作机制，到那时，腐败分子在国外的生存空间将被大大挤压。对于这一状况，“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专题发言人之一，来自美国世界法学家协会的经济犯罪专家理查德·布兰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建议，中国不妨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与其他国家建立反腐国际合作机制。

　　反洗钱法或明后年出台，贪污受贿罪应属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另外，外逃贪官所卷走的资金的追回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大多数贪官通过洗钱途径把大量赃款合法化，如果要追回，手续都异常困难和复杂。

　　反洗钱是反腐败的一个重要法律手段。有关部门正在起草反洗钱法，银行方面首当其冲。储槐植透露，反洗钱法预计会在明年到后年出台。他对该部法律提出了一个主要问题：我国刑法上关于反洗钱的上游罪只有三个，关于贪污受贿的洗钱罪，刑法尚没有界定其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现在随着反腐败需要，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肯定要扩大，贪污受贿罪最终将被写进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中。

　　变相受贿目前尚无明确规定，反腐还需填补立法空白

　　在积极寻求反腐国际合作的同时，储槐植认为，反腐要加强国内的制度建设，首先是要填补立法空白。比如，在对腐败分子的惩治方面，我国的相关法律还需要完善。目前我国刑法对“感情投资”、“放长线钓大鱼”等变相受贿没有明确规定。储槐植透露，现在社会上对于受贿罪的外延要扩大的呼声甚高，但还没有看到刑法需要修改的动议。

　　储槐植认为，我国将于明年实施的公务员法是预防腐败的一个重点法律，但还需要一些配套性的具体法律制度出台。比如，正在酝酿中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光是)收入申报对于反腐一点用也没有，收入的申报其实就是公务员的工资、奖金、福利、津贴的申报，这些本来就是在阳光之下，而且有章可查。”储槐植说，目前党内一定级别以上的领导干部实行的都是收入申报制度，可是这样一来，不是在单位内得到的收入，公务员一样可以不申报，这对于遏制腐败基本没什么作用。

　　他说，财产申报这一重要的反腐制度迟早要进入立法日程中来。“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是一个治官的法律，在我国，对治官法律的出台向来都不太容易。这一法律的出台，不但要考虑申报的内容，还要考虑公务员应该如何进行申报、向谁申报，多长时间内必须申报等等。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反腐法律，也是一部很敏感的法律。”

　　他说，关于这一法律的申报内容，包括收入、动产、不动产、股票等收入，公务员的财产一旦进行申报，甚至要上网，老百姓可以到网上查询其财产尤其是重要财产。

　　外逃现状：卷走资金500亿美元

　　被称为世界法律界“奥林匹克”盛会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今天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来自37个国家的31位首席大法官(或最高法院院长)，16位总检察长、司法部长或大法官将参加本次盛会。我国也组织了10个代表团约1000名代表赴会。大会的主题是“法治与国际和谐社会”，围绕这一主题，会议将就反腐败的国际合作等22个专题进行讨论。

　　据悉，近年来，每年惊动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部门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出逃案高达20至30件。

　　余振东被称为“中国胃口最大的贪官”，他在担任中银开平支行行长期间，伙同他人把4.83亿美元转移到国外，于2001年10月出逃至美国。去年4月，余振东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执法人员移交给中国司法部门。

　　2003年4月20日，涉案2.5亿元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女等出境，出逃至美国。今年5月，杨秀珠在荷兰落网。

　　而海南省近年来轰动全国的厅局级逃亡贪官就有：首任计划厅厅长李永生、财税厅厅长刘桂苏、工商管理局局长富荣武、粮食局局长陆万朝等。

　　一位参加“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专题的中方专家说，一段时间以来，“捞了就跑，跑了就了”成了很多外逃的贪官预期的出逃轨迹。

　　根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在《离岸金融中心成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报告中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外逃贪官目前有4000多名，卷走的资金约在500亿美元左右。

　　引渡现状：死刑犯不引渡成壁垒

　　外逃的贪官严重地践踏了我国了法律，破坏了国家的形象，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由于国际间的法律冲突和司法管辖壁垒，缉拿外逃贪官非常困难。

　　储槐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目前，追逃的主要困难是，引渡犯罪嫌疑人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的，目前除了西欧南美一些国家可以进行多边引渡外，其他一些国家都是双边引渡。目前和中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有20多个，都是些和中国有历史渊源的国家或中小国家，而在和大国进行合作的时候，只能依靠司法协助。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目前都还没有与我国建立起司法协助协定。

　　储槐植说，像余振东这样的贪官，出逃一般都首选发达国家，他们卷走的资金至少在亿元以上，根据我国刑法，都可以判死刑，但是国际惯例是死刑不引渡原则，比如赖昌星就是如此。这就形成了不平等，没有外逃的人留在国内将可能判死刑，而外逃的人根据国际惯例反而不会被判死刑。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近年来我国每年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大约只有5人。(策划/窦丰昌 撰文/记者柯学东、赵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