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在21世纪论坛会议开幕式上演讲(全文)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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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忠禹]:

　　感谢莫鲁瓦先生的演讲。现在请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先生发表演讲。

　　[施密特]:

　　感谢主席，女士们、先生们，对于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能被邀请为贵宾我感到万分的荣幸。非常感谢大家。我今天主要想简短地讲一下一个欧洲人对中国的前景是怎样看待的。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5年，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来中国时那种异乎寻常的复杂心情。一方面，中国大规模的贫困使我感到震惊。另外一方面，我被中国上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发展所深深的吸引了——与欧洲的文化历史发展相比，中国的文化历史更加源远流长。同时，我也被邓小平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在此后的时间里我们有过多次会面。在此过程中，我成为了中国的朋友。我并不是狂热的仰慕者，也不是温和的评论者或是旁观者，而是中国的朋友。在会见完党内多位领导人和总理，并领略了邓小平那切合实际的，通过改革一步步将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的领导方法之后——我对邓小平感到尤为敬佩。

　　今天当一个欧洲人来到北京，广州，上海或是中国的其他什么地方，如果他知道这些地方30年前的样子，他们一定会为这些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感到吃惊。这20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世界上其他的经济大国是无法与之媲美的。与此同时，有4到5亿中国人已经实现了脱贫。

　　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也引起了与之相应的心理上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弱势心理。但是现在对本国经济的自信已经替代了这种心理，并且确信在未来的几十年后，中国的GDP将赶上日本，并继而超过后者；在这方面，现在中国已经快要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了。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将位居世界第二；并且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将赶上美国的贸易总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油轮及集装箱的运输往来将会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就在最近，有些美国人期待中国能够成为他们消费品的又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继而成为他们手工业品的市场。与此相反，欧洲人却认为中国现在正在崛起并成为他们在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方面的竞争对手。今后，中国在机械制造领域的所有产品，例如计算机，飞机，轮船这类产品的质量都可以与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相媲美。但是由于人工成本较低，因此这些产品的价格将更具竞争力。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德国

　　我确信中国将会有更大的飞跃。当然，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是要有先决条件的。多数先决条件倚赖于中国自身的原因，不过这些条件中国自身都可以创造。其他一些条件是由外部因素所决定的，如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等。中国将会对整个世界及地区的发展产生影响，当然这些影响也只是局部的。

　　先来说一说内部原因，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沿海城市居民富足的小康生活和内地居民(大多集中在中部内陆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贫困生活的差距正在拉大，并正在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谁也不可能创造奇迹，因此要想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高度，并从此脱离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要使那些落后地区消除贫困，我们需要解决一系列困难问题。比如说，我们需要解决一些拥有上百万工人，而各方面又相对落后的国有工业企业。现代化需要完善的体制和有效的管理，而这两样都需要长期的努力才可以实现。同样，农业也需要现代化。现在中国农民的境遇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从长远看，我并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大部分人口都致力于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实现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失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确实需要一大部分人可以适应岗位变动。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的确非常显著，这也是使各个领域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以欧洲的经验来讲，市场经济体系确实需要一套可靠的能够约束个人与公众的法律，同样也需要一部法律来打击腐败。我承认中国在这方面的确取得了一些进展。与此同时，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中国想吸引那些欧洲商业合作伙伴的注意力，就需要继续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同时，中国还需要一个有效的银行体系。中国在完善金融市场，改革银行体系上下了很大的力度，同时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措施也很谨慎。中国没有听取那些美国的银行家，经济学家的意见是对的。他们建议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引进短期资金，放开

　　在我看来，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逐渐减少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那里借鉴经验的形式，现在运做的非常好。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这种形式会运做的更好。当然，和其他经济实体一样，中国经济也会面临危机。这种危机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全球性的原因，比如能源的供应。像其他欧洲国家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中国也正投身到全球化的行列中来— 这就使风险与优势共担。

　　从金融方面的角度讲，我对中国继续奉行谨慎的汇率政策很有信心，正如我们几个星期前看到的那样。30年后，我们将看到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作为三大硬通货支撑起全球的货币体系。同时，我非常确信，中国政府不会让货币成为外界金融中心投机的障碍。

　　在我看来，中国在经济方面有很多问题，与之相伴的还有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方面的问题。在大城市，很多年轻人喜欢那种西方式的消费方式—如电视，手机，网络等等——和新形式的经济自由。当这一代年轻人的年龄稍长的时候，他们将要决定选择何种方式教育他们的孩子。我想他们可能会选择儒家思想作为道德标准，这种思想今后将被扩展延伸并被广为接受。

　　有人曾经告诉过我几段孟子的话，其中有一句话使我印象非常深刻：“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现在，中国的领导者试图在儒家思想，公产主义思想和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于有些学者来说，这种寻求平衡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那些曾经在美国或欧洲学习过的人们倾向于寻求一种儒家思想和民主思想的融合。另外一些谨慎的持异议者认为要使这些方式发展成熟需要时间。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我认为新形式的儒家思想或许非常合适填补中国在思想道德方面的空缺。我们欧洲人至今还从古典希腊哲学家那里吸收思想。儒家思想要比这些思想的历史悠久一些，而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孟子又要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时间稍晚一些。同样，我也从亚洲的文化历史中学到了很多——因为那些词句经常被我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朋友李光耀所引用。

　　我们很遗憾的看到一些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打着道德的旗号职责甚至抨击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他们对中国几千年来发展形成的文化历史缺乏足够的尊重。并且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一种可怕的阴影正在使西方文明艰辛的发展出现停滞。

　　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由于外国列强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遭受耻辱，这使中国人民死伤无数。我确信当今中国的政治体系所提供的稳定不仅有益于整个亚洲地区，对于中国本身也是非常有利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的确需要国内局势稳定以及外部世界和谐的条件。我认为中国当前与俄罗斯及印度的合作关系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这些东南亚国家都从富有活力的中国经济中受益匪浅。

　　同样日本也是如此。但是因为日本的军国主义行为以及曾经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目前在日本确实存在一种潜在的，复杂的罪恶感。有些日本的政治家甚至害怕中国。然而美国和日本之间密切的军事合作是美国在亚洲实现圈地的一部分，范围包括从亚洲中部到南韩，冲绳，包括夏威夷，关岛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舰。美国在军费方面的支出大于中国8倍。在我看来，中国在军事方面看起来相对比较温和，而且也是有限的，没有扩张的态势，并且在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相当审慎。因此当前的情势并不十分危险。

　　另外一个需要在这里提到的很重要问题是台湾宣称自己拥有主权，并且美国及其同盟都承认其拥有主权。北京这方面认为使台湾回归是他们理所应当的权利。对此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中国在今年出台的反分裂法中明确指出台湾的独立将是很危险的。但是这并未对任何做出改变。中国政府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所能做的也只有耐心的等待，并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大陆今后的繁荣昌盛以及在世界上愈发突起的重要地位。与此相应的，美国政府也必须制订一个长期政策，保证不承认台湾的独立。亨利.基辛格是对的，正如他最近所说的：“我们必须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可以进行讨论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我们——欧洲人——将会不遗余力的支持此份宣言。

　　北朝鲜的核问题与中国、南韩、美国、俄罗斯、日本和欧洲之间有一种平行的利益关系。出于多种原因，看来北京比华盛顿更容易在政治方面对平壤造成影响。但是结果无法预知。我们所能预知的就是与北朝鲜之间的军事冲突将会引发一场空前的灾难。

　　或许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后，美国依然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在其他领域他们也有可能凌驾于我们之上。但是我们——欧洲人清楚的知道，我们的那些美国朋友们应该明白任何凌驾于中国之上的极权都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是乌托邦，也永远不会成为可能。

　　中国的崛起——或者说：继印度和其他国家之后，中国的再度兴起将会使全球的重心从大西洋地区转向太平洋地区。欧洲的大多数领导者也都对这种变迁欣然接受。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与中国的友好合作。

　　我衷心的向欧洲，美国，亚洲，特别是中国表示我良好的祝愿。并向我们的东道主中国表示诚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