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自曝同性恋情

　　小Q是北大的一名博士生，虽然被提醒要回避对他的外貌描写，但是我敢说，在我们见面的这个酒吧里，有一半以上的男人看上去比他更像一名同志。我们要了一壶茶，小Q端起杯子，缓慢地饮，也缓慢地讲述他的同性恋故事。

　　北大博士生是爱人同志

　　小Q：小时候，五六岁吧，家里有两个姐姐，她们的朋友也都是女孩子，我经常和她们玩，就和这些女孩子玩女孩子的游戏，慢慢地就好像受了影响。

　　记者：你是不是心里不自觉地充当女性角色？考虑过变性手术？

　　小Q：不，角色是不确定的———和什么人在一起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手术绝对没有考虑过，因为我觉得那些人是心理与生理错位，就算“变性恋”吧，不是真正的同性恋。同性恋是没有错位的。

　　记者：能说说你最早的有意识的同性身体接触吗？

　　小Q：怎么说呢？其实我的经历挺复杂。从初一开始，我就看A片了。看的时候，我主要看男人。

　　记者：你说你直到研究生时期，才真正开始了解，然后有了同性性行为？

　　小Q：怎么说呢……刚才不是说初一就开始看A片了么？看完就学会了自己用手。我大学时又开始设法喜欢女生。当时最喜欢的是系里面的一个女生。她当时有男朋友，我们就做了好朋友。

　　记者：如果有一天她说喜欢你呢？

　　小Q：已经晚了，因为我已经彻底地变过来了。那时是研二的上学期。我经常一整天呆在宿舍里上网，有天我无意间发现一个服务器在清华的网站，里面全是同志。这是我一个转折点。那时候，是在挣扎———心里好难受。

　　那年冬天，我大学喜欢的那个女生来北京玩。我想跟她说，因为她几乎是我惟一想到的朋友———我变成另外一类人了……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中央台的。2002年10月，我们第一次。之后他大概每个月来找我一次，完全是肉体关系。有时候做完就走，有时候还会吃个饭。但是我喜欢他，而且我第一次有了完整的肉体关系是跟他，再然后就越来越排斥女生。

　　我现在就想出国。因为我很小资，外面的生活好些；离家远些，父母更没法管我了。

　　同性恋律师公开

　　周丹在此之前，作为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的生活闲适和惬意。工作并不繁忙，周丹大多数的时间在家里读书、写东西，过着多数上海高级白领的小日子。

　　如今，周丹在通过网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后，他全身投入到推广同性恋知识、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社会活动中。拥挤的酒吧，喧闹的广场，大学校园的讲堂，到处活跃着他瘦小的身影。健康卫生宣传小册子、安全套、同性恋知识……成了他生活的重心。2005年6月27日，这位小个子的中国律师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

　　这是个典型的上海男人，斯文白皙，乐观爽朗，有着律师惯有的口若悬河的本领。周丹说：“原本，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律师。现在，我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到‘同志’事业上去了，当律师倒成了我的副职。”

　　仅仅指责和批评不公正

　　张北川是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医生。获得“马丁奖”（一项旨在奖励对促进艾滋病预防有贡献人士的国际奖项）。他呼吁正视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

　　记者：张教授，根据我们的了解，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里有相当数量的Mb人群（指为同性卖身的moneyboy)存在。那么中国Mb人群的数量有多少？

　　张北川：目前,对中国Mb人群的总体数量，国内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但是根据研究者在不同城市的调查显示,数量应该不在少数，因为有很大的买方市场存在。在2001年我们对1100名“同志”所做的调查中，其中有50名是Mb，比例非常高。

　　记者：作为同性恋问题研究者，您如何看待同性恋中的性买卖行为？

　　张北川：Mb的卖身，本质上其实和“小姐”一样。但需要澄清一点：异性恋者的性权利受到法律和社会道德的双重保护。而同性恋者则不同，他们的性权利本身不受到法律的保障。从这一点说，对同性恋性买卖行为做过多的指责和批判，是有失公正的。

　　Mb人群的存在，是特殊的经济现象。要用法律或者道德来根除这种现象，是不现实的。所以要谈控制，就需要社会给予同性恋群体更多的包容和尊重。本版稿件均据南方人物周刊

　　媒体偏见比大众麻木更可怕

　　陈礼勇，1975年出生于鄂西北。曾供职于中央电视台等媒体。2001年底始，自费赴全国城乡采访同性恋人群，先后在大陆和香港出版《中国同性恋情感实录》、《中国同性恋调查》，现在北大念书。

　　记者：你怎么会对同性恋有兴趣的？

　　陈礼勇：其实我听说这个词挺晚的。1999年上网，无意中找到一个台湾网站。主页上有张图片，是两个男人抱在一起亲热。很好奇，就进去看。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同性恋”这个词。

　　记者：你对同性恋问题有这么大兴趣，为什么？

　　陈礼勇：出来上学，见了世面，男孩子么，总有点社会责任感什么的。以前年轻时，农民问题、教育问题我也挺关心。后来接触这个圈子以后，觉得相比较农民、上访者、城市贫困人口之类，同性恋者好像更缺少保护和声音渠道———前面几类在现实中是弱者，但是在社会道德上是被保护的。而同性恋他们似乎从传统道德上就是被批判的，所以也更需要帮助吧。

　　记者：你对这个群体的认识怎样？

　　陈礼勇：目前中国同性恋群体的最大压力是来自传统。最直接的就是传宗接代，这是我看到的很多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我觉得，在这个媒体时代，媒体的偏见比大众的麻木更可怕。时间长了，自然就妖魔化了。

　　记者：接触到了同性恋群体的负面问题吗？

　　陈礼勇：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性行为的不检点。男同性恋的做爱方式比较容易传染艾滋病，所以这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