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自爆同性恋历程

　　2004年，中国卫生部门在世界艾滋病日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中国目前的男同性恋有500到1000万人，占全国男性总人口的1%到2%，他们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为1.35%。

　　新华社援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官员的话说：在中国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当中，男同性恋占第二位，仅次于吸毒人群。

　　这个庞大的群体，仍然被形象地称为“柜中人”：作为一个长期游走在传统道德边缘的弱势族群，他们曾永远无法“出柜”，只能躲在黑暗中，与沉默相伴。

　　小Q是北大的一名博士生，他向记者讲述他的同性恋故事。博士是爱人同志

　　小Q：小时候，五六岁吧，家里有两个姐姐，她们的朋友也都是女孩子，我经常和她们玩，就和这些女孩子玩女孩子的游戏。慢慢地就好像受了影响。

　　记者：你是不是心里不自觉地充当女性角色？考虑过变性手术？

　　小Q：不，角色是不确定的——和什么人在一起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手术绝对没有考虑过，因为我觉得那些人是心理与生理错位，就算“变性恋”吧，不是真正的同性恋。同性恋是没有错位的。

　　记者：能说说你最早的有意识的同性身体接触吗？

　　小Q：怎么说呢？其实我的经历挺复杂。从初一开始，我就看A片了。看的时候，我主要看男人。

　　记者：你说你直到研究生时期，才真正开始了解，然后有了同性性行为？

　　小Q：怎么说呢……刚才不是说初一就开始看A片了么？看完就学会了自己用手。我大学时又开始设法喜欢女生。当时最喜欢的是系里面的一个女生。她当时有男朋友，我们就做了好朋友。

　　记者：如果有一天她说喜欢你呢？

　　小Q：已经晚了，因为我已经彻底地变过来了。那时是研二的上学期。我经常一整天呆在宿舍里上网，有天我无意间发现一个服务器在清华的网站，里面全是同志。这是我一个转折点。那时候，是在挣扎——心里好难受。

　　那年冬天，我大学喜欢的那个女生来北京玩。我想跟她说，因为她几乎是我惟一想到的朋友——我变成另外一类人了……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中央台的。2002年10月，我们第一次。之后他大概每个月来找我一次，完全是肉体关系。有时候做完就走，有时候还会吃个饭。但是我喜欢他，而且我第一次有了完整的肉体关系是跟他，再然后就越来越排斥女生。

　　我现在就想出国。因为我很小资，外面的生活好些；离家远些，父母更没法管我了。同性恋律师维权

　　周丹曾是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过着多数上海高级白领个人的小日子。

　　如今，周丹在通过网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后，他全身投入到推广同性恋知识、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社会活动中。拥挤的酒吧，喧闹的广场，大学校园的讲堂，到处活跃着他瘦小的身影。健康卫生宣传小册子、安全套、同性恋知识……成了他生活的重心。2005年6月27日，这位小个子的中国律师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

　　周丹说：“原本，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律师。现在，我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到‘同志’事业上去了，当律师倒成了我的副职。”正视同性恋问题

　　张北川是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医生。获得“马丁奖”（一项旨在奖励对促进艾滋病预防有贡献人士的国际奖项）。他呼吁正视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

　　据了解，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里有相当数量的Mb人群（指为同性卖身的moneyboy)存在。张北川说，在2001年我们对1100个“同志”所做的调查中，其中有50个是Mb，比例非常高。

　　张北川说，Mb的卖身，本质上其实和“小姐”一样。但需要廓清一点：异性恋者的性权利受到法律和社会道德的双重保护。而同性恋者则不同，他们的性权利本身不受到法律的保障。从这一点说，对同性恋性买卖行为做过多的指责和批判，是有失公正的。

　　Mb人群的存在，是特殊的经济现象。要用法律或者道德来根除这种现象，是不现实的。所以要谈控制，就需要社会给予同性恋群体更多的包容和尊重。

　　据南方人物周刊网络编辑：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