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造成123名矿工死亡的广东梅州市大兴“8•7”特大矿难事故，国务院调查组明确表示网上流传的“调查组已经查出15亿元涉案金额”不属实，但也同时表示其事故背后存在严重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此前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事故发生后，当地颇有背景的大径里煤炭公司董事长曾云高及65名管理人员，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不去“救命”，反而大摇大摆地赶到兴宁市召开“紧急会议”，声称要拿出3亿元“摆平”事故。但这次他们打错了算盘，国务院和广东省调查组迅速赶到，曾云高及其他“与会人员”遂作鸟兽散。
矿难背后往往有官商勾结的影子，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现象。《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栏目中所刊登的一篇《晋城困局》曾经给我们揭示了山西煤矿老板的发财和消费路径，令人深思：基层政府中的官员及其代理人紧密结合起来，把持了地方煤炭的生产、经营活动，没有一定“背景”的人根本不可能插手。结果是：坐拥资源的当地老百姓成为资源收益的“局外人”，眼睁睁看着资源地的官员、商人据此腰缠万贯(有资料表明有90%以上的小煤矿是官商勾结的非法小煤矿)，而当地生态环境却迅速恶化，百姓的健康和当地可持续发展面临威胁。大凡有官商勾结的地方，基本上是由“黑金”控制着当地的政企格局。由于官商紧密结合是煤矿老板们发财致富的“保护伞”，所以后台官员的一举一动，调动或者倒台都关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在极其短暂的“权力有效期”内疯狂地进行掠夺性开采，就成为煤矿老板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于是，事故频发和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就不可避免。
据相关统计，我国2004年在煤矿事故中死亡6027人，2004年一年的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5%，矿井事故中死亡人数占世界死亡人数的80%，平均每天要牺牲至少15名矿工。百万吨死亡率是南非的30倍，美国的100倍。2004年百万吨死亡率3.07，居世界第一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0倍。然而，与此相反的是，一名中国矿工年平均产煤量为321吨，仅是南非矿工年均产量的8.1%，美国矿工的2.2%。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局局长李毅中曾用一句“业主挣钱、矿工丧命、政府买单”概括了目前煤炭经济不正常的现象，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矿难频发只是表面现象，而在其背后，将是影响更为深远的环境和资源的破坏。据调查，最新的乡镇煤矿中，普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三低一多”即产业集中度低、技术装备水平低、经营管理水平低及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事报告》报道，由于技术设备和采矿方法落后，我国煤矿的回采率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国有大型煤矿的平均回采率大约在40%左右；乡镇、集体和个体小煤矿的平均回采率则在20%左右；甚至有的小煤矿每采出一吨煤，就要浪费10吨资源。由于开采方法不科学，我国西部产煤区的自燃现象十分普遍，88个产煤地中，就有42处发生自燃，面积达一百多平方公里。据估计，西北煤田已有21亿吨煤被白白烧成灰烬，而且每年还在以1亿吨的速度增加，这相当于每年白白烧掉60亿元人民币！
在一拨又一拨煤矿老板和地方官员掘地三尺挖走大量财富的同时，留给当地的，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像在山西，虽山多，但多为荒山，土地贫瘠、缺水、地方病多发，据说这和煤炭开采不无关系。据一位研究人员说，山西煤炭照目前这个速度继续开采下去，再过20年左右，将无煤可挖。这就是山西百姓的噩梦：几千年来祖先留下的脚下黑金，全都成了别人的财富；留给他们的，只有穷山恶水。
这就是一个奇怪的现象：矿产资源既然法律规定为国家所有，但最后国家不见有任何“所有者收益”，得到的税收也是微乎其微；甚至在大量非法小煤矿里，根本得不到任何税费。国家最后反而要为矿难和环境破坏买单！
原来是我们的矿产资源也得了“所有者缺位”的“国企病”，于是它们被任期极其有限的“代理人”和“内部人”控制，“国家所有”的实质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就被“内部代理人”架空，各种短期行为和疯狂掠夺便成为常态。不要指望老板和地方官员的“良心发现”；也不要过多依赖于更高一级权力的“铁腕”整治，那样的“铁腕”挂一漏万，治标不治本。遏制矿难和矿产开发对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有赖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名至实归，才能对矿产的使用权、开发权形成实质性制约。文/童大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