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应关注“审计局老局长告新局长”背后的尴尬

　　□张贵峰

　　最近，湖北省襄樊市发生一起离奇官司：该市襄阳区审计局前任局长刘新生将现任局长杨永新告上了法庭，要求支付其七年前的集资款本金2万元，以及七年利息1.95万元。尤其富有戏剧性的是：刘新生正是七年前襄阳区审计局这笔总计100.4万元单位集资款的始作俑者。（9月6日《瞭望东方周刊》）。

　　新老两位局长打官司为的是什么？集资款及其收益。可是，作为国家机关的审计局，有权有偿集资吗？肯定没有，1993年《国务院关于清理有偿集资活动坚决制止乱集资问题的通知》就明确规定“禁止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向内部职工或者向社会公众进行有偿集资活动”。既然如此，为什么襄阳审计局还要执意而为？理由据说是，“因修建机关食堂存在资金缺口”。国家机关行政经费不足不诉诸于财政解决反而非法集资，本来就已经很荒唐了，更荒唐的是这个机关偏偏还是审计局——要知道，按照法律规定，“非法集资”原本就是审计部门的审查对象和工作职责所在埃

　　然而，我们必须忍受的审计荒唐还远不止于此：事实上，据了解，由于财政拨款不足，在襄阳审计局，为罚款而审计、审计为罚款，早已是普遍性的行为了，为此，审计局甚至不惜篡改审计报告。

　　很明显，这里折射出的尴尬，羞辱的远不止是一个襄阳区审计局，更是审计体制、财政体制，乃至整个国家行政体制的：为什么基层审计部门吃不饱“皇粮”，要乞食于“硕鼠”、吃“尿泡饭”，甚至与之沆瀣一气？为什么作为监督者的审计机关，反而要受制于其监督对象？如此，我们拿什么去约束防范公权部门一再出现的自利冲动，遏制权力的异化、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