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苏苏：健康干预艾滋病的学者

　　(作者)本刊记者/旺达

　　(引言)作为国家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流行病学领域内的权威专家，廖苏苏和她的同事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对性产业从业者的防艾健康干预。

　　(正文)在从事流行病学研究之前，廖苏苏是医院的一名医生。1991年她在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即将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张孔来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教授)在做艾滋病方面的调查，在张教授的邀请之下，廖苏苏加入其中。

　　“那时候做

　　“我们跟所有的社会人一样，没有别的渠道找到他们，后来想到卖淫、嫖娼、吸毒肯定有被抓起来的，然后就通过公安系统到妇教所去跟这些人接触。尽管我们对那些妇女都很客气，但工作真的很难做。"

　　廖苏苏不愿详细描述当年她和同事们所遇到的具体困难，但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不难想象处于社会边缘的性从业者和吸毒、同性恋群体对这些疾病研究人员的抗拒。

　　在对待疾病和患者的问题上，廖苏苏有一种来自医生的特殊责任感。她反对人们将艾滋病妖魔化和恐怖化，认为在妖魔化和恐怖化这种疾病的同时，也使人们对患者产生了强烈的恐惧。

　　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媒体的采访要求，廖苏苏也显得极为慎重，“你做别的(研究)可能就没有太多人关注，但是你做艾滋病就会有很多值得媒体炒作的地方。”

　　部分媒体始终怀着猎奇的心理，想弄清楚同性恋和吸毒者为什么会跟普通人不同，这是很多年来令廖苏苏感到疑惑的一点。廖苏苏希望能有更多的媒体能够真正关注中国艾滋病、性病人群的现状，以便传递给高危人群科学的预防措施。

　　(小标题)告诫的尴尬

　　1991年廖苏苏跟着张孔来教授的工作组来到云南瑞丽，这里的不少少数民族居民都是艾滋病患者，工作组向他们讲解艾滋病对个人和家庭的伤害、普及预防措施。而出乎意料的是，当地人根本没有把艾滋病当回事。相比艾滋病这样的世界难题，当地人更关注的是自己眼前的生活。

　　廖苏苏很快意识到不关心这些人生活中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行为，一味地告诉他们预防艾滋病有多么重要是苍白无力的。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总是有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的孩子明天吃什么，何时能盖一所比较好的竹楼，这种摆在他们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比跟你讨论艾滋病重要得多。"在廖苏苏看来，艾滋病不只是一种尚未攻克的疾病这么简单，它已经变成了社会、经济、政治问题。

　　“性工作者的处世也是这个道理。她不做这件事情，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她所认为能解决生活问题的途径。她的孩子要上学，她去哪筹措学费？或许她也很年轻，看到电视杂志上时髦的衣服她不想要吗？很多东西影响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一味地去谴责她们，说她们好吃懒做，这过于简单了。20年来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变迁造就了性工作者这个市场，也造就了这样一群人。你不了解她们为什么存在，就想让她们接受你说的一些所谓科学，这是不现实的，这是我们整个社会面对这个群体时所遭遇的尴尬。”

　　把健康干预的工作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这是廖苏苏一开始所没有想到的。从传统教科书上一个简单的疾病到如今透过社会各个层面所折射出的诸多问题，廖苏苏和她的同事们慢慢了解到在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健康干预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小标题)走近性从业者

　　1997年以前，中国对性从业者的健康干预还是一片空白，一次偶然的机会，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官员找到廖苏苏，告诉她由于性产业发达，中国的海南已经成为传播性疾病的高危地带，并询问廖苏苏愿意不愿意去做实地考察。

　　每年的四五月间是海南最热的时候，廖苏苏在当地培训工作人员并成立了健康中心。健康中心的工作地点在一个资源贫困的农村，虽然这个项目在当时拥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但健康中心所面临的却是充足的资金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这个产业中的人不愿意跟外界有交流，再加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经验，只能依靠生活常识去跟她们交往，慢慢和她们接近，日子久了才会建立起一种最基本的信任感。”

　　工作人员硬着头皮来到“路边店”门口，老板们看着这些知识分子模样的城里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人是记者”、“不能让他们接近”，“如果他们回去乱写，这里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BOSS们一直对廖苏苏和她的同事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让老板和“小姐”相信自己不是记者，着实费了廖苏苏不少劲儿。她心里明白，这个时候能帮助自己的只有时间，时间证明了廖苏苏对这群特殊职业者的理解和尊重。“小姐”终于肯在没有生意的时候，同健康中心的工作人员聊上几句。但当廖苏苏说明“我是医生，我是来帮助你们预防疾病”的时候，“小姐”们又全都不耐烦地摆摆手走开了。她们认为廖苏苏所说的预防疾病，跟她们半点关系都没有，她们最关心的只是今天有没有客人，生意如何。

　　这些年很多人问廖苏苏当年她在海南跟“小姐”们一起工作时的经历，其中不乏好奇者，每一次回首都让廖苏苏发出由衷地慨叹：“我们做健康干预必须保证不影响她们的生意，在不对她们的产业造成伤害的情况下进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和工作人员只能每天中午顶着太阳到‘路边店’去等她们。

　　我们给她们发放安全套，她们当时从来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不知道怎么用，健康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点一点交给她们。最开始这些人的脑子里全是问号，根本不相信天下会有这样的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家店的老板，她用湖南话告诉‘小姐’，她们现在不收你们的钱，以后会收的更多。她以为我听不懂，其实我听懂了，但我没动声色，我想让她们完全相信我们在做的事情总是需要时间的。”

　　与当地酷热的气候条件相比，频繁地碰壁显然是对健康中心的工作人员更大的考验。除了廖苏苏等几个从北京来的医学专家，其他工作人员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当地的

　　(小标题)平等的工作关系

　　廖苏苏始终怀着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帮助性产业妇女如何保护自己、避免患病和怀孕的健康干预工作。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流行病学者她认为自己应该比那些妇女更有远见，更主动地化解她们所面临的问题。

　　“她们跟其他妇女是一样的，从道德标准来判断，她们跟你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是一样的，除了做这件事(卖淫)以外。有媒体说我从来不管她们叫妓女，那是因为我觉得妓女在中国文化里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我并不赞赏这个行业，但我觉得她们跟我一样都是人，我并不因为我是一个教授或者我比她们受更多的教育就能够轻视她。”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比她会更多的医学技能，但在做健康干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平等的，而且很多时候我对她们心存感激，她们帮助我们认识到了社会面临的这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同时，廖苏苏的内心也在经历着挣扎，这让她感到痛苦。“尽管我知道这是我的工作，但有时我还是会感觉自己是在跟‘坏人’合作。”

　　廖苏苏所说的“坏人”是那些路边店的老板们，“她们确实在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工作必须要得到这些老板的支持才能进行，明明知道老板骗了这个女孩子，我却没有办法解救她，这个时候我会感到无助；再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既是母亲也是女儿，看到店里的女孩很自然会联想到：如果有一天自己的女儿独自到社会上闯荡又会怎么样……”

　　为了不让这种情绪影响到健康干预工作的进行，防止由对老板们的道德批判转化为沟通中的冲突，廖苏苏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尽量恪守着工作原则。那就是尽量避免和"小姐"谈到有关她们身世的话题，这样也就不会因为个人感情将“小姐”善良化或丑恶化，保持一种平等的工作关系。

　　(小标题)正确引导的艰巨性

　　最近十几年来在性病、艾滋病预防领域存在着许多争论，很多人认为只能告诉高危人群不能从事(卖淫、嫖娼、频繁性行为)；廖苏苏认为这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通过性行为传染的疾病，一定是跟性行为次数和发生性行为人数的多少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应该告诉高危人群“所有的人都会增加你患病的危险，但并不是说你做了这件事就一定会得病，病了就一定会死。”

　　随着工作的进行，廖苏苏感到类似这样的工作误区还有很多。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凡是同性恋、吸毒者、性从业者，最终都会患上艾滋病，患者最终会在这种至今尚不能完全治愈的疾病的折磨下痛苦死去。也正因为这一说法被人们普遍接受，所以得"艾滋病"似乎成为阻止吸毒者和同性恋者最强有力的“武器”。

　　“科学研究证明，简单的‘吓唬’是不能让人们改变行为的。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病，比如说梅毒，这是最典型的一种，到了晚期，鼻子也掉了，肢体也变形了，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渲染的洋梅大疮还不够可怕吗？”

　　“总是有人说'不要去嫖娼，不要去找那些女人，如果去了会得‘洋梅大疮’。但‘洋梅大疮’并没有吓住去嫖娼的人，几千年了也没有。因为梅毒这种疾病并没有把妓女这个行业给消灭，而很多人的行为也不是以个人意志作为指导的。”

　　“实际上，艾滋病只是一种慢性疾病，可能你会说艾滋病能死人，那糖尿病不会死人吗？肝炎不会死人吗?艾滋病是可以控制的，在某种情况下严格控制饮食、配合治疗，患者是可以和别人经历一个差不多的人生过程的。”

　　廖苏苏同时强调："我说艾滋病可以控制，不是说这种病不严重。要是那样，为什么联合国会成立艾滋病署？从来联合国没有专门为一个疾病而成立一个机构，除了艾滋病。所以要教育公众、要谈艾滋病，但不等于吓唬公众，得实事求是的谈，给人们讲清楚这个道理，让他自己去选择。”

　　其实廖苏苏起初并没有意识到“吓唬”的副作用，自从她办公室开通了关于艾滋病咨询方面的热线电话后，来自天南海北的咨询者恐惧的语气，让廖苏苏感觉到这些人内心所经受的精神折磨早已经超过了艾滋病本身。

　　曾经有人在电话里向廖苏苏咨询：“廖教授，我的手上有一个伤口，你告诉我，假定在我之前握过扶手的这个人有艾滋病的话，会不会通过我的伤口传染给我……”

　　还有人给她打电话：“我昨天晚上去找小姐，我没有做那种事，但我有一个其他的行为，我会不会有染上艾滋病的危险……”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他去过北京和天津所有能检测艾滋病的地方，不但检测过抗体，还检测过

　　“其实，我怎么敢说绝对和不绝对呢，我只能告诉他你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把这件事放下来，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心理问题，它对生活的影响远远比艾滋病恐怖……可能下次他再也不会做类似的事情了，但是这种付出的代价已经很大了。很多人因此丧失了生活的幸福感，这种损失是社会应该看到的。”

　　就这样，廖苏苏几乎每天都要接到类似的电话，而她对艾滋病的健康干预工作也依旧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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