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拼车”能否合法化？

　　多辆出租车停在一起，驾驶员下车，对着路边的人喊：“××去不去？”，回家方向一致的乘客就上了车———每天深夜，轨道交通、公交线路结束营运，这样的“拼车点”开始活跃起来。虽然出租车“揽客拼车”属于违规行为，管理部门将其纳入查处范围，但“揽客拼车”却屡禁不止。

　　日前，有读者致电本报反映，街上多数出租车只载一名乘客，这有悖节约理念。“拼

车”既可以提高车辆利用率、节约乘客开支，还能为出租车驾驶员增加收入。读者建议有关部门通过管理将“拼车”行为规范起来，使其合法化，以较小的管理成本换取更大的社会节约。

　　【亲历】“拼车”体验

　　不久前，记者去浦东国际机场，在张杨路机场六线的公交站候车，在烈日下等了半个多小时，距离航班起飞的时间越来越近，公交车却迟迟未到。在站台上，还有三个拖着行李箱的乘客也是一脸的焦急。

　　这时，一辆蓝色联盟出租车开来，驾驶员从车窗探出脑袋：“都是去浦东机场吧？你们拼车吗？”问问价钱，四个人，每人给25元。“机场六线公交车不来，误了航班就麻烦了。”记者和两位男乘客马上表示同意，另一位女乘客犹豫一下摇了摇头。驾驶员说，如果只有三个人乘，那每人就要付30元。

　　顾不上讨价还价，记者坐了前排，另外两位乘客坐后排，让驾驶员马上开车。在车上，记者留意到，车内营运证、计价器俱全。会不会是黑车假扮的“克隆车”呢？记者故意提出要用交通卡支付车费，驾驶员翻下了计价器，当计价器跳到30元的时候，记者顺利地用交通卡付掉了车费，由此证实不是“克隆车”。

　　一路走高速路，到机场只花了半个小时，而机场六线最快也要45分钟。临下车前，驾驶员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们，从张杨路到机场，正常打表的车费在100元左右，乘客“拼车”能省钱，而他也可以到机场再带一差业务回市区，大家“双赢”。两位乘客连连点头说，“拼车”又快又省，以后不乘机场公交了！

　　【调查】“拼车”市场

　　上海的出租车“拼车点”一向是“约定俗成”的。据一位出租车驾驶员透露，徐家汇附近的“拼车”，大多向西南角的莘庄住宅区进发；地铁莘庄站南广场，大多是往闵行、奉贤南桥等方向；若要去浦东，则在延安东路浦西隧道口最多；而到浦东机场的“拼车点”主要在龙阳路地铁站、张杨路公交站等处。“拼车”也讲时令。除了去浦东机场的“拼车点”不分昼夜，其它“拼车点”都在晚上启用。一般而言，冬天晚上10点左右能找到人拼车，夏天要延迟到零点左右。至于价钱，随路途远近而不同，以徐家汇出发为例，“行价”是梅陇5元、莘庄 10元、闵行15元。有时候，出租车驾驶员急着回家，顺路带乘客“赚油钱”，也会主动以“优惠价”揽客。

　　“拼车点”上的出租车驾驶员都是些老面孔，每天半夜准时“报到”。如果一辆车坐满4个人，乘客支付总额与正常“打表”的金额差不多，有时还略高于“打表价”。驾驶员表示，夜间生意较淡，与其空车在街上瞎兜耗油，还不如做点“拼车生意”贴补油钱。至于乘客为什么喜欢“拼车”？回答很简单：省钱。一位每晚在莘庄地铁站南广场“拼车”的老乘客告诉记者，他家在奉贤南桥，晚上没有公交车，除乘出租车别无他途，“拼车”只需15元车费，如果不“拼车”，赚的工资还不够付车费。

　　对于“揽客拼车”，出租汽车行业管理部门表示了强烈反对。负责人认为，“拼车”不可能按照计价器收费，乘客拿不到发票，一旦乘车过程中发生纠纷，引起投诉，乘客权益无法保障。此外，有些违法犯罪团伙还专门邀单身的人拼车，到僻静处实施抢劫，乘客安全无法保障。

　　【议论】“拼车”能否合法化？

　　昨晚下班高峰，记者在九江路上做了一个粗略统计，来来往往的的出租车中，车厢里仅有 1～2名乘客的车占了七成，坐有3名乘客的车占到20％，仅有10％的出租车坐满了4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路两边满是一条条伸长的手臂。车内运能的放空，车外需求却无法满足，不合理状况如何解决？

　　专家介绍，韩国、希腊等一些国家的出租车都有“合乘制”：坐几个人可以由司机来决定，只要乘客去往同一方向，司机可以向每个客人收取独自乘车应收取的费用。在德国小城亚琛，晚上10点半公交车停运后，220辆出租车就承担起公交车的职能，根据线路沿途停站上客，车费也是按照公交票价收取。在国内一些城市也尝试“合乘制”，有的还规定合乘的乘客每位交60％的车费，让乘客和司机都“有利”。在浙江某城市，出租车可以合乘，每个乘客无论远近都只需支付2元车费。

　　关于“揽客拼车”的合法性，上海有关部门早已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是，道路拥堵、油价飞涨、高峰时段用车紧张、公交线网不完善等客观情况存在，使得“拼车”市场现实存在，而且越来越大。

　　堵之不如疏之。有关专家建议，不妨制定一些“拼车”收费准则，规定允许拼车的时段，并派专人在几个已成熟的“拼车点”上进行管理，把不同方向的线路进行分类，对每次“拼车”的乘客、车辆进行简单登记。其实，无论行与不行，都是经验，何不一试呢？

　　本报记者 陶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