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化开始复兴 可否成为济世良方

　　特约记者　乌力斯

　　编者按

　　随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新近开张，读经、儒学、国学在中国越来越热了。

　　3个月前，为了人大国学院的建立，人大校长纪宝成与著名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还展开了一场关于“重振国学”的大讨论。

　　重新发掘儒学，是否能从中找出应对社会问题的良方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策略？提倡传统价值观，是否能消除不断突出的社会矛盾？韩国这样一个重视“儒学”的国家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参考？

　　在此背景下，本版特约记者独家采访了新儒学的代表人之一杜维明。杜维明正在与浙江大学校方商讨出任人文学院院长的事宜。他的前任是金庸。在浙江大学的眼睛里，身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的杜维明，足以胜任人文学院院长这个角色。

　　背景

　　儒学越来越热

　　上周五，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在2005两岸企业家高层论坛上，作了一篇名为《弘扬儒学建立和谐社会的伦理思考》的演讲。在谈话里他表示，相比以前，现在能够在一个公开的讲坛上公开地谈论儒家文化复兴的问题，这是非常进步的。

　　8月12日，美国合众社驻中国记者凯思琳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正在复兴儒学》的文章。8月17日，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编译转发了这篇文章，将文章改为《儒学复兴影响中国内政外交》发表。

　　这篇报道认为，中国的学者和官员正在重新发掘儒学，以便从中寻找应对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的策略。

　　在更早些时候，200多名海内外的华人学者齐聚北京，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儒学研讨会。与会学者希望从儒学中寻找避免社会冲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处方。

　　在7月份召开世界汉语大会上，我国政府对外宣布，将在海外成立100所传播中国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的学院，这些学院有个统一的名称:孔子学院。在外国人眼里，这一行为被认为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增强，民族文化意识抬头的象征。

　　从目前来看，当今社会的儒学“热”，似乎仅限于一些形式的铺垫以及某些学者的学理研究，还并没有达到规范道德这一层面，甚至有些时候被简单化为纯粹的文化作秀，或被利用来以传统文化之名而行“政绩工程”。

　　国际上有些学者看好儒学，使“儒学与21世纪”成为国际文化界的热门话题。澳大利亚两位学者写了一本《儒学的复兴》，认为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正在复兴，“它将在世界文明的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

　　专家论儒学

　　任继愈(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学者):

　　儒学之所以能持续2000多年，主要是因为它不断地吸取新的内容。儒学的核心精神在历史上已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两极化的发展，现在到了中国文化第三次复兴的时候了。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为发扬和传播儒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徐友渔(学者):

　　传统儒学有一个基本主张，即“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孔子“复礼倡仁”，不仅是对“礼崩乐坏”社会情状的批判，对社会秩序混乱和民众品性下滑的担忧，同时也饱含着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和提升民众品质的强烈渴望。所以，孔子儒学的展开，实际上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是对百姓生活、生命的深情关爱。也就是说，孔子儒学是富有批判性的。

　　儒家学者对儒学应具有真挚的情感。在历史上，确实有某些儒家学者对儒学是缺乏信念的，儒学对他们而言只是通向仕途的敲门砖。章太炎先生所批评的趋炎附势、投机钻营就是指那些打着儒学的旗号招摇撞骗的小儒、腐儒。

　　孔子告诉学生，获得儒学之道是最为神圣的，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重新发掘儒学，是否能从中找出应对社会问题的良方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策略？提倡传统价值观，是否能消除不断突出的社会矛盾？韩国这样一个重视“儒学”的国家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参考？

　　65岁的杜维明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看上去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杜维明教授不顾高温炎热，来到中国上海，为的是给由14位复旦大学学生发起的“两岸大学生论坛”作一个讲座。

　　这些年里，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杜维明在中国呆的岁月远比他在美国呆的时间要多得多。时间匆匆，岁月无情，随着年岁渐高，他行走在全球的步伐却越来越加快了。

　　在他的行程表里，下一年的时间都密密麻麻排满了。

　　记者一走进房间，杜先生就忙着给记者找喝的，“你是喝冰水还是热茶、咖啡？”

　　杜维明还在与浙江大学校方商讨自己出任人文学院院长的事宜。他的前任是金庸。在浙江大学的眼睛里，身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的杜维明，足以胜任人文学院院长这个角色。

　　面对记者的要求，65岁的杜维明详细回顾了自己的人生成长过程、学术生涯和儒学教育问题。

　　儒学影响了我的人生

　　1940年，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就读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的父亲，读的是英国文学与经济。母亲是江西书香门第欧阳修家的后人，是当时典型的新女性，很早就离开家庭，前往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就读艺术专业。

　　我父母给予我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香门第，相反，我是在一个比较西化的家庭中长大。我的家庭氛围与胡适等人那样的传统文化成长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仔细想起来，我对儒学的最初印象是从母亲和带我的奶妈那里来的。奶妈是江西吉安人，是从农村出来的，基本上不认识字，但是她对我言传身教，给我讲很多故事，或者是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对我来说，从小学开始甚至更早一些，这些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对我产生影响了。

　　传统的儒学为什么能够影响到不认识字的人呢？多年以后，我到中国的乡村实地考察以后，发现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儒学的一些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经过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官方的传播，再经过民间的文学艺术创作演绎以后，已经融入到最底层的普通中国人的认知观念里了。

　　传统书院式的学习

　　我的童年一直跟随着父母迁移。我出生以后，父母从昆明到了上海。在上海的9年时间里，读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母带着9岁的我去了台湾。

　　在台北的中学读书时，我遇到了影响一生的人——周文杰老师，周老师是新儒学第二代代表牟宗三的弟子。

　　当时的学习的方式也类似于孔子与弟子间的那种辩难、讨论，大家一起读经、释意，气氛活跃而融洽。这样的讨论式的授课对我启发很大，它有点像传统的书院，也许受到佛教的影响，像语录、问答、讨论和辩难等。

　　我记得当时共有五位同学参加，其他四位现在都在理工方面很有成就，其中一位现在是新加坡工学院院长，一位是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院长，还有一位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直到现在我们五个人还会经常聚聚，在一起时更会谈起那段生活，感觉很好。

　　师从牟宗三

　　在周老师的引荐下，我认识了他的老师牟宗三，当时他在台湾师范大学开设中国哲学讲座，在空余时间里，我经常去听他的课，并报考了牟先生所在的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哲学专业。

　　当时东海大学中文系每一届只有七个学生，而教授却有十几位。有不少刚刚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学生来给我们教英文课。

　　很多时候我们上课都是在教授的家里。基本上都是一对一，比如说史记这门课程，我就经常晚上到教授家里，标点史记，一句一句地进行，有问题就问，还会闲聊其他一些话题，感觉很轻松、活跃。

　　事隔多年，我还记得当时在鲁实先家中标点《史记》、向戴君仁学《论语》、从孙克宽读历代诗选、杨容若指导中国文学史。当时的乐趣太大了，太大了。

　　我纯粹是出于兴趣走上儒学研究的道路的。大学毕业以后，我获得了“哈佛——燕京奖学金”，因此得以有机会去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

　　我的哈佛学术生涯

　　在当时的哈佛大学，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偏重当代的政治研究，属于显学，比如以费正清研究中心为代表；另外一派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比如燕京学社。费正清先生曾希望我作他的弟子，但是我对传统的文化研究更感兴趣。

　　我发现哈佛在教育方式上和东海大学很像，经常会举行研讨会，教授基本上是导引大家讨论问题，而不是将已经消化的知识传授给大家。师生之间的对话是互动的。比如，有一个学者是研究希伯来文化的，他是一个资深教授，我是个研究生，我是去向他请教，但是在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身边摆着一叠小卡片，我谈了以后他就去记，谈完了以后，我发现他记的比我记的还要多。他是想从我这边多了解关于亚洲传统、亚洲文明的知识，他很虚心好学。以后我还通过很多渠道，跟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接触，感受是相同的。

　　大陆的儒学研究有明显的断裂

　　当时在哈佛还有一个要求，只要你学习和中国有关的东西一定要学习日文。这种要求很合理。因为日本汉学研究一直没有中断，有很多优秀的论文，比如东京和京都都有长期的汉学积累。反而中国的学术情况在鸦片战争以后就断裂的非常明显，儒学研究以北大为例，可分为五四时候的北大、国民党时候的北大、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北大，文革以前的北大，文革中的北大，文革后的北大和现在改革开放的北大，不仅观念、教学理念，人物和传统改变了，而且研究的课题和意识形态都改变了，变化很大。至于日本，相当一段时间由于没有断裂，汉学传统积累比较深厚，台湾在1949年以后学术改变不大，因此也有一定的学术积累。

　　儒家的传统是多元多样，非常复杂的。如果你只了解中国文化，你对儒家的理解是片面的，你还要了解日本文化、朝鲜文化和越南文化，才能对儒家传统有个全面的认识。很多第一流的中国儒学家，基本上对日本、朝鲜、越南的儒学是鄙视的，认为他们都是拿了我们的来模仿。可以说，中国儒学学者对日本、韩国的儒学的认识并不多。

　　儒学有美好的未来

　　对儒学在未来的发展我很乐观。从1978年开始，我就开始回中国内地做访问和交流，198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课，之后在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现在，我已经在内地的几十所大学做过有关儒学的演讲，我还在内地几所大学当老师，带了一些博士研究生。

　　在这些年里，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儒学在大陆发生的变化。1978年，我最初接触的多是老三届的大学生，当时他们只是把儒家当做严肃的课题来研究，人数不多，而且他们并不认同儒家的价值观，不把儒学当做立身存世、人格修养的学说，不把它当作生命哲学，而且往往还持批判立场。

　　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视野的开放，传统文化的复苏，中国人要求重新认识、理解传统，甚至继续创造、发展传统，这个意愿非常强烈，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从黄色的土地进入蓝色的海洋”，想把脏水和孩子完全抛弃掉的态度完全不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

　　有很多人误会我杜维明，认为我从事儒学研究，总是想儒学一枝独秀，想独尊儒术。

　　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我只是觉得，儒学在中国最近这一两百年里的命运太悲惨了。因为命运太悲惨，如果能够为它陈词，让它有再生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责任。看世界几大精神文明:基督教、印度教、佛教、中东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希腊哲学，再有中国的儒家哲学等……

　　为什么其他的传统一直在健康的发展，为什么儒家的传统受到那么大的批判？为什么影响遍及日、韩等亚洲国家的儒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或幻想过要把儒学变成一枝独秀，即使是能够一枝独秀，我认为也是不健康的。

　　儒学的未来在中国内地

　　曾经有人认为，儒学研究的希望在韩国、日本，其实，在我看来，儒学将来的发展在中国内地，不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而是中国人才济济，30至40岁左右的一批学者正在集中亮相，如给这批年轻的学者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以他们的视野和基础，儒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无可限量的。

　　几年前，有一个国际机构做了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受调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内地排在最后一位。我想如果现在再进行调查的话，答案可能有变化。

　　现在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素质问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能在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的这个时候，它的文化资源慢慢累积要厚。华人社会里，从事理科研究的都是聪明才智之士，真正从事文化传播尤其是文史哲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这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虽然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很少，但却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访谈

　　我是儒家文化的守望者

　　记者:9·11以后，儒学、亚洲价值受到了更多人的质疑，你怎么看待儒学的负作用？

　　杜维明:在商业发展过程中，儒学也有负作用，比如韩国是一个儒学非常深入的国家，在韩币1000元的钞票上，印着韩国最重要的儒家学者李退溪的头像和它的书院，这说明了儒学在韩国的重要性。

　　前几年韩国发生了金融风暴，这场经济危机是它的大财阀大企业引起来的，比如大宇、现代，这些企业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出现这样的经济问题，一个国家都遇到了麻烦，这里面有没有儒家因素？当然有儒家的因素。

　　但是，当韩国要自救的时候，全国上下都有一种共赴国难的精神，比如为了不让政府破产，韩国的家庭主妇甚至都把自己的耳环、戒指都捐给了政府，和政府一起努力，度过难关。在政府和人民的一同努力下，韩国的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而且它现在把文化也搞成了一个强大的产业，现在开始对外输出文化了，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经济不能发展、社会变得不稳定、贫富不均的问题出现，有很多是儒家因素。但同时它也能够发展国家和社会，推动经济发展，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怎么样去仔细地分析、研究，去弊取利呢？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反对新加坡提出的国家、社会和社群高于个人之说，我认为这不是儒家思想。

　　国家社会只有在可为个人创造适宜发展的条件时，才会高于个人；若国家腐化社会庸俗，个人可以说不。虽然新加坡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如果它想要长期、稳定的发展，它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大学者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激进主义者，但是到老的时候，成为了保守主义者，比如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是这样。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杜维明:我现在对文化保守主义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我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在美国影响比较大的社会学家朋友，他是我的忘年交，叫丹尼·贝尔。他说，“在经济的领域，我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特别突出分配的重要性，在政治领域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我对人权、法治、自由、平等观念特别强调，在文化上我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我要承继我的犹太教文化。”

　　这个说法非常好，大家总是把保守跟激进、和自由分开来，这其实是基于政治立场的区分方法。但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不一定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一些研究基督教神学的杰出人物，事实上他们在美国自由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不能因为他们认同基督教就说他们是保守。我们可以把保守的观念理解为一种保存、继承，就像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这种继承的本身又有创造，又有重新的诠释，就是重视文化。

　　我保存，我保护，我发扬，我关心，我关怀。所以我们对文化保守，应该有自己的定义。

　　我愿意改革，不平等的事情我愿意改变。但是我对文化的继承，对传统观念，非常重视。我认为文化保守不仅是上层结构的内容，文化保守对人的整个日常生活起到很大作用。

　　人物简介

　　杜维明:

　　祖籍云南，1962年台湾东海大学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胸襟。

　　目前在中国大陆8所大学做兼职教授。